河西历史史遗产
河西汉代长城，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地理、考古学、军事史方面，均占有十分重要之地位。无论古代或现代，在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在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在促进国家政治稳定，繁荣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它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地理、考古学、军事教科书。
38年来，笔者除田野考古、历史地理、地质古生物、生态学调查外，从1964年6月起，致力于河西汉代长城及其沿途文物调查研究、收获颇丰。现将所获资料整理梳辨，以供国人参考。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河西汉代长城调查始于20世纪初叶，末于21世纪初叶，1个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术界四代同仁坚持不懈地努力，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建立新中国考古学(包括长城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1900-1934年，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M-A-STETN，1862-1943)，先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所谓“探检[1]”，沿新疆罗布泊、甘肃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塔黑河流域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泽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及其沿途文物进行“探检”；骗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巨量珍贵文物；“探检”安西汉广至县(破城子)、唐瓜州(锁阳城)、榆林窟;南山山脉地理、第四纪冰川地质。除此以外，还“探检”新疆楼兰、米兰、尼亚、丹丹乌里克遗址，吐鲁番唐高昌城遗址，阿斯塔纳墓地、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宁夏西部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等。斯氏由新疆罗布泊以东至甘肃金塔黑河流域“探检”汉代长城共编烽燧号97个，其中安西长城烽燧由西湖向东编号31-41h共33个，但斯氏将长城线以外的汉唐烽燧号混编在一起，显得杂乱无章。依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礻乃骧先生提供的资料，1987年5月-1997年11月，笔者先后八次勘察安西长城烽燧，并详细核对斯氏当年所编烽燧号，证实其谬误甚多，予以纠正。
1907年10月-1911年9月，法人伯希和(PAUIPECCIT，1878-1945)、美人华尔纳(Wap.her.c，1881-1955)、俄人鄂登堡(OTIBJIEHO.ypr.c.，1863-1934)、日本吉川小一郎等，亦步斯氏后尘。但斯氏等人在中国西北腹地所谓的“探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劫掠这些地区地下埋藏的珍贵文物，不能成立为正式调查。斯氏等人的劫掠行为，纯属帝国主义冒险家们肆意瓜分中国文物之能事，使中国西北腹地古代文明遗存，蒙受无可估量之损失。1907年6月中旬，斯坦因所率领的“亚洲腹地探险队”，由新疆罗布泊东行抵达敦煌休整补充给养，准备继续东行“探险”长城。一个偶尔的机会，得知莫高窟发现藏经洞，贪梦的心驱使他要“得到这些古物”。于是哄骗了愚昧无知的莫高窟住持王圆(1849-1931，湖北麻城人)，骗窃藏经洞文物2.5万件，连同在罗布泊以东汉代长城烽燧遗址盗掘出土的木简等大量珍贵文物共装满29大箱，用骆驼驮运抵安西州衙门寄存，尔后赴南山山脉“探检”。时任安西州知州侯葆文(陕西米脂人)，因不摸斯氏底细，恐有失，便派遣两名衙役沿途监视斯氏使其无功而返。正如斯氏在后来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安西南山山脉中的探检》(1927年英文版，1936年向达译中文版)中自供道;“当我把从敦煌得到的古物安安全全地寄存在安西县衙门之后，便向南面的大雪山开动了，沿途之上，安西县衙门的衙役把我当贼一样地看起来，使我寸步难行”。
80年后，1987年12月21日-23日，笔者在安西县文化馆办公室会见造访的英国考古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hacqsimmohds)，当他看到笔者写字台上放着翻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484页印有斯坦因头像和文字辞条时，愤怒地用右手食指点着斯氏的头像说：“斯坦因不是好人，他是盗窃中国古物的大贼!由于他盗窃中国古物的犯罪行为，使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文明遗存，蒙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也使我们大英民族蒙受了80多年的耻辱。回国以后，我要为英国政府归还中国政府被斯坦因所盗窃的古物尽力。”由此说明，发生在上世纪初叶——30年代，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盗窃中国西北腹地古代文明遗物，的罪恶行径早已定为世界公案，是他们自己供认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冤枉他们。
河西汉代长城调查，应以20世纪20年代中叶，前民国中央研究院有计划的派遣专家调查算起。之前，考古、史学界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等，曾对斯坦因等人在敦煌、安西、罗布泊等地长城烽燧遗址盗掘的汉晋木简照片辑为《流沙坠简》，并作考释。对罗氏等人的考释研究，应予以客观地历史地肯定。至21世纪初叶，其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1945年)
1925年，民国中央研究院派遣陈万里，赴西北地区进行史地，考古调查，河西汉、明长城为重点调查对象。陈氏所著《西行日记》，便记载了长城调查概况。1926-1928年，民国安西县政府县长曹馥(字菊泉，湖南省衡山县人，法学士，生卒年月不详)，在极端困难之背景下，主持安西境内长城烽燧遗址，以及汉、唐、宋、元、明、清城址、墓葬、石窟寺、古建筑调查，并作详细记录，著成了8万余言楷书手本《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现藏甘肃省图书馆，1945年入编《安西县新志》)，自此，成为历代考古、史学界同仁赴安西考察必查阅文物考古文献之范本。
1927-1935年，民国中央研究院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炳衤日(旭生)和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nders，EEedin，1865-1952)分任中瑞双方团长。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进行了气象、古生物学、考古学(包括河西汉、明长城)，地理学方面的大规模综合考察。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1893-1966)，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垦遗址，在罗布泊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城址。其中最大的一项收获是，瑞典学者贝格曼(Bergman，斤)，由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泽向南。沿黑河流域详细勘察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及其沿途文物至金塔、高台两县交界处镇夷峡北口，共编烽燧，古城遗址号216个，并勘察发掘了大湾城、地湾城、毛城、肩水金关遗址(1988年元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部分烽燧遗址，仅汉代简牍出土达1万余枚。
1943年5月-1944年1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向达(觉明)、夏鼐(作铭)、阎文儒(述祖)等学者，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严酷形势下，不顾个人安危，赴西北地区调查，其中河西汉代长城为调查重点，获得大量珍贵资料。据夏鼐先生《甘肃考古漫记》(1949)所记，1944年2月26日，他由浙江南溪李庄到重庆，尔后抵达甘肃省会兰州，再西行，直至5月19日方抵达敦煌，长达86天。同年末，由安西县返回重庆时途经张掖河西堡遭土匪抢劫，幸免遇难，资料劫后余生，得以保存下来。此后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夏鼐《甘肃考古漫记》(1949，1999年《文物天地》1-6期连载改《兰州到敦煌》)，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4期)等名著相继问世，说明当时考察历尽艰险。这些重要考古文献劫后余生，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调查，建立新中国考古学(包括长城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十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