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尽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照这样的描绘，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则是某种柔弱的东西，象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或者象一群小命娇弱的鸟雀。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
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也不可能让死亡透过。而我们倒是
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象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
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象着。因
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象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
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
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联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
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事例。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象过去一向设想的
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
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
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
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
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
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
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象豆科植物的根瘤茵一样。
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
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
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
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都象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
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
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
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觉宽慰，因为我想到那些绿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
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在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
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
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
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
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
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
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我也认为，任何人
也不能这样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
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
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
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
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
样子。进化的过程仍旧是遥无尽期、冗长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
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阵体中，它
们象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
回去，也跳到海里，抱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移植着DNA的接
穗，象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种机制，使新的、突变型DN
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
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里出了点疏漏。
事例。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
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
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象一个生物，那么它象什么，它最
象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象一个单个的细胞。
每一帮远征月球的宇航员归来时，人们总要搞的那一套苦心经营的仪式，其中总有
某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似乎还是某种象征。宇航员们总要首先赞美地球的不可侵犯性，
而每一次赞美，都以程式化的设计重新表演出我们对于生命本质久已有之的忧虑。他们
不象我们或许要想到的那样，双膝跪倒，亲吻飞船的甲板；那样会侵犯、搅扰、玷染那
甲板、那飞船、周围的海和整个地球。相反，他们戴上外科手术用的大口罩，迈着轻快
的步子，举起双手，什么也不触动，进入一个无菌箱。他们从玻璃板后面神秘莫测地、
象无菌操作一样向总统招手，唯恐鼻息里的月尘沾到总统身上。他们被高高挂起，悬渡
到休斯顿的另一个密封室里，等待四十天检疫隔离的期满。在此期间，人们不安地看着
接种了的动物和组织培养，害怕真的出现什么凶兆。
直到这长长的灭菌隔离仪式完成之后，他们才获许重见天日，才能开车子光顾百老
汇。
外星来客或另一个世纪的人，会认为这一套玩艺儿不折不扣是疯子行为。唉，局外
人是不会理解这一套的。这年头，我们作事就得这样。假如月球上有什么生命，我们首
先要怕它，必须提防着它，免得染上点什么。
或许那是一只细菌、一条迷路的核酸、一个酶分子，或者是什么光滑无毛、灰眼睛
透着狡黠的无名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一旦我们想到了它的存在，这个外来的、因而便
是有恶意的东西，就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把它关起来。我想，关于这事儿的辩论会会转
向讨论如何最干净利落地杀死它。
真是奇事一桩，我们竞能连嘘一下也没有，就全都接受了这种恐惧外来者的作法，
好象这样作只不过是依某条自然法则行事似的。这从某种方面暴露了我们的世纪，暴露
了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暴露了疾病和死亡对我们的困扰，还有我们的人类沙文主义。
有片断的证据说明我们错了。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生之物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合
作关系，是程度不同的共生关系；看似敌对时，它们通常保持距离，其中的一方发出信
号和警告，打旗语要对方离开。一种生物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的亲近、
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加入球籍而孤苦
地等待。我们这儿没有独居生物。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生物都跟其他生物有联系，都
依赖于其他生物。
据估计，我们真正认识的微生物，很可能只是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
中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
持着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在我
们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微生物一个一个地都分开，单独培养，正如
我们不能把一只蜜蜂从蜂窠取下，而使它不致象脱皮的细胞般干死一样。
细菌虽小，却已经要现出群居性生物的样子了。它们一定能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之
间在所有层面上的相互作用提供相当好的模型。它们靠合作、适应、交流和以物易物而
生活。细菌和真菌，很可能还借助由病毒建立的通讯系统，组成了土壤的基质（有人提
出，得力于微生物的腐殖酸，对于土壤物质来说，它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结缔组织）。
它们彼此靠对方而生存，有时还生活在彼此的里面。蛭弧菌属（Bdellovibrio）钻透其
他细菌的体壁，蜷缩进它们里面，在其中繁衍，然后再冲出来，好象它们认为自己是噬
菌体一样。有的细菌群体插足于较高级生命形式的事务如此之深，以至于看起来好象是
那些植物和动物体内新型的组织。根瘤菌充斥于豆科植物的根毛中，看起来就象一群贪
婪的、入侵性的病原体。但是，它们介入后形成的根瘤与植物细胞合作，却成了大地的
主要固氮器官。在植物细胞与微生物细胞之间进行的豆根瘤蛋白生产，是共生高技术的
样板。蛋白质是由植物合成的，但这种合成只有在细菌的指令下才能进行；为这种物质
编码的植物DNA，可能归根到底还是在其进化的初期从微生物来的。
那些生活在昆虫组织内的细菌，比如跟蟑螂和白蚁的含菌细胞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菌
类，看上去好象寄主身上特化的器官。迄今还不情楚它们为那些昆虫干了些什么，但已
经知道，没有它们这些昆虫就活不长。它们象线粒体一样，一代一代由卵细胞遗传了下
来。
已有人提出，原核细胞之间的共生联系，乃是真核细胞的起源，而不同种类真核细
胞间的融合（比如，游动的、具纤毛的细胞并入吞噬细胞），导致了一些菌落的形成，
这些菌落最终变成了后生生物。果真如此，那么，那些把此与非此区分开来的同一性标
志，早已经混淆不清了。今天，海洋生物在这样的程度上被共生关系主宰着，已经很难
说谁是谁的问题了，甚至某些共生生物起着一单个生物的作用时，也很难说清这由共生
生物组成的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谁是谁的问题。那些牢牢地附着在某些蟹类甲壳上甚至
螯足上的海葵，它们能够准确识别那些附着面的分子构型；而蟹类也能辨认出它自己的
海葵，有时会找到它，让它附到甲壳上作为装饰。有些在它们自己看来已经成为某些种
海葵的功能器官的少女鱼类，在它们很小的时候就使自己适应于生活在寄主那致命的触
角之间；它们不能立即游进去，必须先在边缘地区来回窜动，直到体表带上海葵认为可
以接纳的标记，才能游进这些触角。
在调节动物间关系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就象是即兴想出来的，为可
能的进化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些是和善的，甚至是机智的。几年前，有些澳大利亚冲浪
者被一些小动物螫了。原来那是一些装备有僧帽水母毒刺的禗腮类动物。这些海神腮属
的群落以水母为食，将水母作为食物加以处理，让其中的刺细胞附着于它们的体表，一
时产生了某种暂时的杂种，它带有海神腮和水母两者的特征，尽管有些不对称。
甚至在情况要求有赢有输的时候，这种交易也未必是一场战斗。海生腔肠动物门海
扇的几个种的成员彼此之间表现的那种冷漠态度表明，保持个性的机制一定在进化出免
疫机制之前很久就业已存在了。海扇们长起来总是密密丛丛地挤在一起，长成一块块枝
状的东西，但它们并不彼此融合。假如融合了，那它们的形态无疑将乱成一团。西奥多
（Theodor，J.L.）在一系列漂亮的实验中表明，当将两个同种的个体放在一起、密切接
触时，其中较小的一个总是先行解体。这种自我毁灭来自一种完全由较小者控制的裂解
机制。它没有被摔出场外，没有被以力战胜，也不是火力不敌，它只是自愿退场。知道
生物界还有这样的事，未必就令人安慰，但至少让人吃惊之余会觉得舒舒服服。
大气中的氧，是植物中的叶绿体产生的（让人惊讶的是，叶绿体也生活在巨蛤和更
低级的海洋生物的吸管里）。组织培养中，遗传上毫无联系的细胞聚到一起，无视种的
不同，融合成一些杂种细胞，这乃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炎症和免疫机制实在得设计得非
常强大，才得以把我们这些生物彼此分开。如果没有这些相当卖力的机制，我们或许早
已进化成一种到处流动的合胞体，盖过地球，那么，大地上就连一朵花都不会生发出来
了。
也许，我们会觉得，仅仅出于善意而接纳从其他星体来的别的生命形式是可能的。
我们这个星球毕竟是在雨水里含有维生素B12的星球！据帕克（Parker，B.C.）的计算，
当农田耕作时，对流的风暴把B12从土壤带到大气上层，它在雨水中的含量已足够使偌大
的水塘中开出一朵可见的裸藻花，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
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象是群居性昆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
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窜的个体，这才略停一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点信息。每隔一
段时间，那群体都要象抛出钓蹲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店抛出一个长长
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
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人类的确很象远远
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
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
心地提醒人们，昆虫好象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
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象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
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在违反科学。
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象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
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
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象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
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
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
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
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象
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
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
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
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
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
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
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
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
好象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
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
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象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
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白蚁在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小室里有两三
只白蚁，就会衔起一块块土粒木屑搬来搬去，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建造起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开始了。它们
开始把小粒叠放起来，霎时间竖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个个弯度对称的美丽拱券。一个
个穹顶小室组成的晶状建筑出现了。迄今还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交流信息的，也无人明白，
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蚁们怎样知道停止工作，全队转移到一根毗邻的柱子，而时候一
到，它们又怎样知道把两根柱子合拢，作成天衣无缝的拱券。一开始使它们不再把材料
搬来搬去，而是着手集体建筑的刺激物，也许是在它们的数目达到特定阈值时释放的外
激素。它们象受了惊一样作出反应，它们开始骚动、激奋，然后就象艺术家一样开始工
作。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
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
—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
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象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象
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
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象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
象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
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象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
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粘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
命周期都在作着这样的事。起初，它们是一个个阿米巴状细胞在到处游动，吞吃着细菌，
彼此疏远，互不接触，选举着清一色的保守党。然后，一阵铃声，一些特殊的细胞放出
聚集素，其他细胞闻声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状，互相接触、融合，构成动作迟缓的小
虫子，象鳟鱼一样结实，生出一个富丽堂皇的梗节，顶端带一个子实体，从这个子实体
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状细胞，又要在同一块湿地上游来游去，一个个独往独来，雄心勃
勃。
鲱鱼和其他鱼类的群体有时紧紧挤在一起，动作如此协调，以至于整个群体从功能
上似乎是一个多头鱼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飞鸟，特别是那些在纽芬兰近海岛屿的山
坡上作窝的海鸟，同样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同步活动。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
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
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
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
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
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唱，我们或
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象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
齐曼（Ziman，J.M.）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
作中获得的片片断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他接着写道：
一份期刊把各种各样……大家普遍感兴趣的知识，从一个研究者传递给另一个研究
者……。一篇典型的科学论文总是认为自己不过是一条大锯上的又一个锯齿——它本身
并不重要，但却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个分子。〔这种技术，这种使得许许多多以微薄的
贡献进入人类知识库的技术，乃是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秘密所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
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发出的共同的、集体的力量〕（〔〕内的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改换几个术语，降低一下格调，这段话就可以用来描绘营造白蚁窝的工作。
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
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英文explore，其语源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
——译者）。我们愿意认为，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的、静思的事。是的，在最初几
个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时，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互相
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给编辑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假如事实证明，我们拥有外激素，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究竟会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
呢？有着丰富的语言，还有这么多新式的通讯工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向空气中释
放那么一点点气味，来传达关于任何事情的信息？我们有事可以发信，打电话，窃声发
出隐秘的约请，宣布要举行的宴会，甚至可以从月球上“弹”出话语，让这些话语在行
星间转着圈儿。为什么还要制造一种气体，或几小滴液体，把它们喷洒在篱笆桩上呢？
康福特（Comfort，A.）最近著文说，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的确拥有一些解剖
学上的结构——一簇簇体毛，占着战略地位的顶泌腺，无法说明的分泌液体的区域，它
们的存在除了作为外激素的来源别无合理的解释。甚至在我们身上的某些地方还有些皮
肤的褶皱，这种设计只是为了有控制地培植细菌。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微生物象18世纪
的乐师靠效劳恩主谋生一样，它们靠在装点寄主的排泄物时产生化学信号而谋生。
已知的外激素，大部分是些小而简单的分子，极小的浓度就起作用。只需要八到十
个碳原子的短链，就能发出关于任何事情的精确、明晰的指令——何时何地聚结成群，
何时解散，在异性面前如何行为，如何确认什么是异性，如何把群居成员组织成适当的
等级，如何标记我们房地产的确切边界，怎样无可争议地确定某个个体就是它自身。踪
迹可以敷设，也可以被追踪，敌手被惊吓、蒙惑，朋友则受吸引而迷恋。
情报是十万火急的，但传达到目标时，就我们所知，却是暖昧难解的一点气味。
“家中。今天下午四时”。雌蛾说。它释放出一点点蚕蛾醇。这种东西，只要一个分子
就能使方圆数英里之内的任何雄蛾身上的茸毛颤动，使它以莫名其妙的热情顶风而来，
但值得怀疑的是，它是不是知道自己被一阵化学引诱剂的烟雾所俘虏。它并不知道。相
反，它很可能忽然觉得天气变得这么晴好，气候是这么令人精神振奋，时间是这么适合
它那几只老翅来一番舒展，于是就轻快地转身迎风而来。在路上，顺着一缕蚕蛾醇飞行
时，它注意到有其他雄蛾也都朝同一个方向飞行，都那么兴冲冲的，你追我赶，好象只
是来参加飞行比赛一样。然后，当它飞达目的地时，它可能认为那是最偶然不过的事，
是极大的运气：“老天保佑，看这里是什么呀！”
有人冷静地估算过，假如一只雌蛾一下子喷放出液囊中的全部蚕蛾醇，理论上它能
够立即吸引来一万亿只雄峨。当然，这种事不曾发生。
鱼类用化学信号来识别同一种内的个体成员，也用来宣告某些个体地位的变化。作
为地方首领的鲶鱼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一旦它失去了这一地位，它就会有不同的气味，
所有的鲶鱼都会识别它地位的丧失。美洲鮰鱼可以一下子识别出它新近的敌手刚刚游过
的一片水域，它可以从鱼群中把那个敌手和其他所有的鱼区别开来。
有初步的、目前还是零星的证据证明，灵长目动物有着重要的外激素。雌猴在雌二
醇的作用下，会造出一些短链的脂肪族化合物，雄猴闻到它就兴奋得不要命。灵长目之
间是否还借助外激素进行其他类型的社交，目前还不知道。
关于人类是否有这种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较多的注意。预言其结
果还为时过早。可能，我们只是保留了一些早先用来产生外激素的器官的遗迹，而关于
那些器官的记忆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在对我们技术的新的挑战中，我们也许能安保无恙，
在20世纪即将流逝时，我们也许只能作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直接从太阳取得能源的事
上。
但关于后事如何，尚有些极微小的暗示和提示。去年，有人观察到，在宿舍里贴近
居住的年轻女子，她们的月经很容易自动同期进行。《自然》杂志上有篇文章，报告了
一位不具姓名、特具定量头脑的英国科学家的亲身经验。这个人在一个近海的岛子上与
世隔绝地生活，一过就是很长时间。他把每天刮胡子时落入电动剃须刀里的胡髭称重。
这位科学家发现，每一次回大陆并邂逅女孩子时，他的胡子都长得快得多。另据报道，
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泌的汗有特殊气味，经追查，发出那种特殊气味的东西，是反-3-甲基
己酸。
在现代通讯的影响下，我们高度发达、不可能再含糊其事的大脑，现在还在进化着。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个新的企业拔地而起，制造出新的香味（“基剂与发味剂的科学结
合”），泽西洼地上兴起其他一些更大的联合企业，耸起顶端冒出明火的塔楼，制造出
苯酚、麻醉剂和其他可能的鲜绿莹莹的喷雾剂。它们遮盖、伪装、压抑所有的外激素
（“万物无臭牌”）。对大气标本进行气相层析，可以显现出各种人类活动所释放物质
的波谱差别。它能区别哪是格拉斯哥的足球赛，哪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会议，哪是星期
六下午的夏季海滩。人们甚至可以用气体分析方法，想象到五角大楼激烈的会议和日内
瓦的新协议。
据称，受过良好训练的猎犬可以准确无误地跟踪一个穿鞋的人的足迹，即使那个人
穿过留下了无数其他人的脚印的开阔地，只要事先让狗闻一下这人的衣物就行。假如非
要为全国人类气味研究会（可以用食品药品管理局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预算合资建立）
想出一项研究与发展计划，这将是一个开创性的极好的问题。这项计划也许还会产生一
些我们愿意看到由联邦资助进行研究的次级的、分项科研项目。如果真象小说里说的那
样，聪明的狗能通过嗅觉辨出一个人跟其他任何人的差别，那么，这也许就得从10碳原
子分子几何形状的不同，或从数种混杂的外激素相对浓度的不同得到解释。如果这是事
实，那么，研究免疫学的人们应该感兴趣。他们早就象立界桩宣布所有权一样宣称，他
们弄清楚了区别此与非此的各种机制。也许，敏感和精确得出奇的、能发觉半抗原那样
小的分子的免疫机制，代表着发觉同一标记者的另一种方法。人的最好朋友可被用来嗅
辨出组织相容的供给者，等等。只要我们能成功地将研究活动维持在这一水平，并或许
能成功地通过释放大量的金钱，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从其他方面转移开来，我们可能就
不会陷于麻烦。
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随着我们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通讯系统越来越复杂，
我们彼此发出的声音变得更象嘈杂声，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我们很难从这噪声里选
择出有意义的信号来。当然，原因之一，是我们似乎不能把通讯仅限于携带信息的、切
题的信号。假如有任何新的技术来传播信息，我们好象一定会用它来进行大量的闲聊。
我们之所以没有灭顶于废话之中，只是因为我们还有音乐。
使人聊以慰藉的是，听说较新的学科生物声学须得研究别的动物相互发出的声音中
存在的类似问题。不管它们有什么样的发声装置，大多数动物都要发出大量含糊不清的
嘟哝声。需要长期的耐性和观察，才能把那些缺乏句法和意义的部分加以剔除。为保持
聚会进行而设计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交谈话占了主导地位，大自然不喜欢长时间的沉寂。
然而总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音乐潜在于所有其它信号之下。白蚁在蚁穴中黑暗的、发
着回响的走廊里用头部敲击地面，彼此发出一种打击乐式的声音。据描述，这声音在人
的耳朵听起来，象是沙粒落在纸上，但最近对这种声音的录音进行的摄谱学分析显示，
在这敲打声中，有着高度的组织规律。这敲击声以有规律的、有节奏的、长度不同的短
句出现，就象定音鼓部的谱号。
某些白蚁有时用上颚的颤动来发出一种很响的、高音的咔嗒声，10米之外都能听见。
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制造这样一个音符，其中一定有紧急的意义，至少对发音者是这样。
发出这样的大声，它必须猛力扭动身体，以至于让反冲力把它弹到两三厘米的空中。
企图赋予这种特别的声音以某种具体的意义，那显然是有风险的，整个生物声学领
域都存在这类问题。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头脑糊涂的外层空间来客，对人类发生兴趣，
在月球表面上通过摄谱仪听到了那个高尔夫球的咔嗒声，而试图把它解释为发出警告的
叫唤（不大可能）、求偶的信号（没那回事），或者解释为领土占有的宣言（这倒可能）。
蝙蝠必须几乎连续不停地发出声音，以便借助声纳来察知周围所有的物体。它们可
以在飞行时准确地发现小昆虫，并象有导向装置一样准确无误地向喜欢的目标快速前进。
有这种高超的系统来代替眼睛的扫视，它们必定是生活在一个常伴有工业声、机器声的
蝙蝠的超声世界里。然而，它们也彼此交流，也发出咔嗒声和高调的问候。另外，有人
还听见，它们在树林深处倒挂身体休息时，还发出一种奇异的、孤凄的、清脆如铃的可
爱声音。
几乎所有可被动物用来发声的东西都被用上了。草原松鸡、兔子和老鼠用脚爪发出
敲击声；啄木鸟和其他几种鸟类用头部梆梆地敲打；雄性的蛀木甲虫用腹部的突起敲击
地面，发出一种急促的咔嗒声；有一种小甲虫叫做Lepinotusinquilinus，身长不到两
毫米，却也发出隐约可闻的咔嗒声；鱼类发声靠叩动牙齿、吹气或用特殊的肌肉来敲击
定音用的、膨大的气囊；甲壳纲动物和昆虫用生有牙齿的头部位固体振动而发声；骷髅
天蛾用吻作洞萧，吹奏出高调的管乐声。
猩猩拍打胸脯作某种交谈。骨骼松散的动物把骨节摇得咯咯作响。响尾蛇那样的动
物则用外装结构发声。乌龟、短吻鳄和鳄鱼，甚至还有蛇，也能发出各种各样某种程度
的喉音。有人听到水蛭有节奏地敲击叶子，以引起别的水蛭的注意，后者则同时敲击作
答。连蚯蚓也能发出一组组微弱的、规则组合的断音符。蟾蜍互相对歌，朋友们则报以
应答轮唱。
鸟类歌声中事务性通讯的内容已有人作了那么多分析，以至于看起来它们没有多少
时间从事音乐。但音乐还是有的。在警告、惊叫、求偶、宣布领地、征募新友、要求解
散等词汇的背后，还有大量的、重复出现的美妙音乐，说这些是八小时以内的事务性语
言是难以讲通的。我后院里的画眉低首唱着如思如慕、流水般婉转的歌曲，一遍又一遍，
我强烈的感觉是，它这样作只是自得其乐。有些时候，它似乎象一个住在公寓里的专业
歌手一样练唱。它开始唱一段急奏，唱到第二小节的中间部分哑然而止，似乎那儿应该
有一组复杂的和声。它重新从头再来，但还是不满意。有时它明显地改用另一套乐谱，
似乎在即兴来几组变奏。这是一种沉思的、若询若诉的音乐。我不能相信它只是在说，
“画眉在这儿。”
歌鸲能唱婉转的歌子，其中含有它可以随自己的喜爱重新安排的多样主题；每一个
主题的音符构成句法，种种可能的变奏曲形成相当可观的节目单。北美的野云雀能熟练
运用三百个音符，它把这些音符排成三到六个一组的乐句，谱出五十种类型的歌曲。夜
莺会唱二十支基本的曲子，但通过改变乐句的内部结构和停顿，可以产生数不清的变化。
苍头燕雀听其他的同类唱歌，能把听来的片断输入自己的记忆里。
人类普遍地表现出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需要。我不能想象，甚至在我们最古老原
始的时代，当一些天才画家在洞穴里作画之时，附近就没有一些同样具有创造才能的人
在创作歌曲。唱歌象说话一样，乃是人类生物性活动的主导方面。
其他器乐演奏家，比如蟋蟀或蚯蚓，它们单独演奏时听起来或许不象音乐，但那是
因为我们听的时候脱离了上下文。如果我们能一下子听到它们合奏，配上全套管弦乐器，
那巨大的合唱队集合在一起，我们也许就会听出其中的对位音，音调和音色的平衡，还
有和弦和各种亮度。录制的座头鲸歌曲，充满力度和肯定，模糊和暗示，不完整，可以
将它当作一个声部，好象是管弦乐队的一个孤立的音部。假如我们有更好的听力，听得
见海鸟的高音，听得见成群软体动物有节奏的定音鼓，甚至听得见萦绕于阳光中草地上
空的蚊蚋之群飘渺的和声，那合成的音响大约会使我们飘然欲飞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来解释鲸鱼之歌。那些歌也许是有关航行，或有关浮游节肢动物
的来源，或有关领地界限的简单而实打实的叙述和声明。但迄今证据还没有得到。除非
有一天有人证明，这些长长的、缭绕如卷的、执着的曲调，被不同的歌唱者重复着，又
加上了它们各自的修饰，这不过是为了向海面下数百英里之外传递象“鲸鱼在这儿”之
类寻常的信息。否则，我就只能相信，这些曲调是真正的音乐。不止一次，有人看到鲸
鱼在歌唱的间歇，完全跃出水面，然后以背着水，全身沉浸于阔鳍击出的波涛之中。也
许它们是为刚才的一支歌如此成功而喜悦，也许是为环球巡游归来之后，又听到了自己
的歌而庆贺。不管怎样，那样子就是在欢腾。
我想，造访我的外星客人听到我的唱片放第一遍时，会同样的迷惑不解。在他听来，
第十四号四重奏也许是发布某种讯息，意思是宣布“贝多芬在此”，而经过时间的流逝，
湮没于人类思想的洋流中之后，过了一百年，又有一个长长的信号回应它，“巴尔托克
在此”。
假如象我所相信的那样，制造某种音乐的驱力如同我们其他的基本生物功能一样，
也是我们作为生物的特点，那么其中必有某种道理。既然手边没有现成的解释，那我自
可冒昧作出一个。那有节奏的声音，也许是另外什么事的重现——是一种最最古老的记
忆，是一支舞曲总谱，记载了混沌中杂乱无章的无生命的物质转化成违反几率的、有条
有理的生命形式的过程。莫罗维茨（Morowitz，H.J.）以热力学的语言提出见解，他的假
说是，从无穷尽的太阳那里，不断地流向外层空间这个填不满的窟窿的能量途经地球时，
从数学上来看，不可避免地要使物质组织成越来越有序的状态。由此产生的平衡行为是
带化学键的原子不停地组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子，同时出现了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循环。太
阳能处在一种非平衡的稳定状态（假定如此），不会仅仅流到地球，然后由地球辐射开
去。从热力学上讲，它势必要把物质重新安排成对称形式，使之违反几率，反抗熵的增
加，使之提高——姑且这样说吧——成为在不断重排和进行分子修饰的变化状态。在这
样一种系统中，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偶然的有序状态，永远处在陷入混沌的边缘，只是因
为来自太阳的那不懈的、不断的能量潮流，才使这种有序状态没有解体，而继续违反着
几率。
如果需有声音来代表这一过程，对我的耳朵来说，它会象《勃兰登堡协奏曲》（巴
赫）的排列。但我不免纳闷，那昆虫的节奏，鸟鸣中那长段的、上下起伏的急奏，鲸鱼
之歌，迁飞的百万头的蝗群那变调的振动，还有猩猩的胸脯、白蚁的头、石首鱼的鳔发
出的定音鼓的节奏，是否会让人回想起同样的过程。奇怪得很，“grandcanonicalen
semble”（宏正则系综）这个音乐术语，通过数学被热力学借来，会成为热力学中计量
模型系统的专门术语。再借回来，加上音符，它就可以说明我所想的是什么。
伦敦《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是关于一种计算机服务的，说
那设备会把你的名字编入一个贮存着五万个其他人名的电子网络，找出你的趣味、倾向、
习惯和最深层的欲望。把这些跟一些异性相匹配，只需几秒钟和很小的费用，就可以为
你找到一些朋友。广告说，“它（计算机）已经给数千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长久的友
谊，它也可以为你作同样的事！”
用不着花费，也用不着填写问卷，我们所有的人都由于其他原因，被信用调查局、
户口普查、税收员、派出所或军队等联结在类似的线路中。长此下去，或迟或早，各种
各样的网络会彼此接触、融合，待它们联结起来以后，就会开始互相选拣、寻找，那时，
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网栅上的一点点信息了。
对这种用电路联在一起、帮我在五万人中寻找朋友的计算机，我并不十分忧虑。即
使出了错，我总能推说头痛而离开那个朋友。但那些更庞大的机器，那些可以对城市、
对国家发出指令的机器又怎样呢？如果它们用今天的自然观来按程序调整人类行为，那
么，启示录里说的世界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今天管理着各国事务的人们，通常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接受的教导是，世界
划分成敌对的系统，拳头大的是哥哥，侵略是驱动我们的核心力量，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只有强大才能更强大。于是，我们原是遵循了自然规律才在俄国和中国的土地上，在我
们中西部的农田里，象栽种多年生块茎植物一样安置了无数的无名的导弹，还有更多的
将要造出来，十亿分之一秒内一触即发，一个个都是精确计算，要在我们所有城市的中
心燃起人造的太阳。如果我们一下子发射足够的数量，甚至可以把海洋中的单细胞绿色
生物烧个干净，从而断绝了氧气供应。
在这种事干出来以前，人们希望计算机能囊括有关世界存在方式的每一点信息。我
想我们可以假定大家都希望这样。甚至那些核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们的头脑肯定是在忙
着算计大规模死亡的可以接受的级别，他们也不愿忽视任何东西。他们应该愿意等待，
至少等一段时间。
我提一个诚恳的建议。我提议，大家先别采取进一步行动，等我们获得关于至少一
种生物的真正完全的信息再作道理。那时，我们将至少能够宣称我们知道自己在于些什
么。这一推迟也许要十年，姑且说十年吧。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确定一个国际合作科研
项目，这就是达到对于一单个生命形式的完全理解。作到了这个，把取得的信息编入我
们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那时，至少我自己就会愿意碰碰运气。
我提出一种简单的，十年内容易搞出来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原生动物Myxotrichap
aradoxa，它居住在澳大利亚白蚁的消化道深处。
我们似乎不用从头进行研究。关于这个生物我们已有相当多的信息——当然并不足
够理解它，但足够告诉我们，它有些意义，说不定还有重要的意义。初看，它象一只普
普通通的能动的原生动物。值得一提的是，主要是它能快速径直地从一处游向另一处，
吞食着它的寄主白蚁业经细细咀嚼过的木屑。在这拜占庭般复杂的白蚁生态系统里，它
占据着中心地位。没有它，不管木头嚼得多细，都不会被消化；它提供了一种酶，能把
纤维素分解为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只剩下不能继续分解的木质素，然后由白蚁以细小
的几何形状排出体外，用来作建筑白蚁窠拱券和穹顶房间的砌块。没有它，就不会有白
蚁，也不会有只有白蚁才会培育而别处不长的真菌种植园，死树也不能转化成沃土。
用电子显微镜更细致地观察，可以发现那同步甩动、使myxotricha这样径直前进的
鞭毛，原来根本不是鞭毛。它们原是外来客，是来帮工的，是一些全首全尾的完整的螺
旋体，均匀地附着在这只原生动物的整个体表。
这还没完。靠近螺旋体附着点的地方，在原生动物的体表里还嵌有一些椭圆形的细
胞器，另有一些类似的生物体带着尚未消化的木屑微粒在细胞质里漂游。在高倍镜下发
现，这些东西原来是细菌，与螺旋体和这个原生动物共生在一起，很可能提供着消化纤
维素的酶类。
这整个生物，或者说整个生态系统，如今暂且停滞在进化的半道上，看起来就象是
一种模型，说明着象我们的一样的细胞是怎样进化而来的。马古利斯（Margulis，L.）总
结了现已相当可观的资料，他指出，现代的有核细胞就是由这样一些原核细胞生物凑到
一起一步步形成的。光合作用的最初发明者蓝绿藻，跟原始菌细胞结成伙伴关系，构成
了植物的叶绿体；它们的后裔在植物细胞之内还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的动物，有着自己的
DNA和RNA，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复制。其他一些在膜中有着氧化酶的微生物是ATP（腺苷
三磷酸）的制造者，它们与发酵微生物一起，成了后来的线粒体。此后它们删除了部分
基因，但保留了个体的基因组，它们只能被视为共生物。与M.paradoxa身上的附着者相
似的螺旋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核细胞的纤毛。那些伸出微管，让染色体在其上排列成
行，进行有丝分裂的中心粒，一样是些独立的生物；在它们不忙于有丝分裂时，它们成
了纤毛所附的基体。还有另外一些小生物，尚未得到清楚的描述，但胞质基因的存在，
就指明了它们是存在的。
有一种潜在的力量，驱使几种生物凑在一起，组成了myxotricha，然后又驱使这一
组合体与白蚁结合。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一趋势，我们就可以窥见整个过程之一斑：这一
过程使独立的细胞凑到一起，构成原生动物，而最终登峰造极，发明了玫瑰花、海脉，
当然，还有我们人类。或许事实会证明，是同样的内在趋势，使得生物结成群落，群落
结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结成生物圈。如果这是事物演化的真相，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方
式，我们也许就能最终认为，免疫反应，以化学方式标志自我的基因，或许还有所有进
攻和防御的反射性反应，只是进化过程中的枝节。这些东西对于调整和协调共生关系是
必要的，但不是用来打入进化过程，只不过是用来防止进化过程失控。
如果生物的本性就是要合资，就是要一有可能就融合，我们就会有一条新的途径来
说明，生物的形式为什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
我相信，计算机虽无灵魂，但也有某种智能。因此我愿意预言，十年之后，输入到
那时已获得的所有信息后，机器嗡嗡响数秒钟，结果就会整齐而快速地打印出来：“进
一步查询资料。螺旋体是怎样附着的？不要开火。”
我们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得不在一些科学事业上花费巨额资金。对于这
些事业，技术评估已成为例行公事。一些精明的委员会正在不断地评估在空间技术、国
防、能源、运输等等方面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有效性和费用，以便告诉人们如何审慎地向
未来投资。
但不知怎的，医疗事业，尽管据说它每年花费着我国800多亿美元，但还没怎么接受
这样的分析处理。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医疗技术只是存在，管它不管它都一样。
决策人物感兴趣的唯一主要技术问题，只是如何把今天这样的保健服务公平地提供给所
有的人。
分析家迟早一定要转到医疗技术上，到那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如何衡量为控制疾
病所作的一切事的相对费用和效果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我祝他们顺利。但
我能想到，他们将过一阵头昏脑胀的日子。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付疾病的方法在不停地
变化——部分是因为受到生物科学各方面来的新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的活动又
与科学没有密切的联系，有些事跟科学根本不沾边。
实际上，医疗方面有着三个水平的非常不同的技术，它们彼此如此不同，就像全然
不是一种活动。如不把这三个水平的技术彼此分开，医生和分析家们就会陷入麻烦。
1.首先，有一大部分技术可以称为“非技术”。这些技术不能用它所改变疾病自然
进程或改变其最终结果的能力来衡量，很大一笔金钱是花在这上面的。不但病人，医学
专家对此也评价甚高，其中包括有时称之为“支持疗法”的方法，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
一般说来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这就是“护理”、“维持”这类字眼所指的事。这种技
术是不可取代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因为它不涉及针对疾病机理采取的措施。
在病人疑心自己得了这种或那种不治之症时，任何好医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向病人
保证、解释，说他实际上很健康。这种事就属于这一类“非技术”。
内科医生过去在白喉、脑膜炎、小儿麻痹症、大叶性肺炎和所有后来得到了控制的
其他传染病患者的病床边所作的事，也属于这一类。
现在的医生对下列疾病的患者也必须作同样的事。这些病包括难以驾驭的癌症、严
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中风和晚期肝硬变。人们可以想出至少二十种主要疾
病需要这种支持疗法，因为对这些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我本人要将大量的所谓精神
病和大部分癌症包括进这一类。
这种非技术费用很高，而且一直越来越高。它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内科医
生的艰苦努力和高超技术。只有最好的医生才善于收拾这种败局。这还意味着长期的住
院，大量的护理，并涉及医院内外大量的非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简言之，这种疗法构
成了今天医疗费用的重要部分。
2.比非技术高一个水平的是某种技术，最好称之为“半拉子技术”。这就是发生既
成事实之后非作不可的一些事情。有些疾病，对它的进程你几乎无能为力，而它的一些
使人丧失功能的作用你得费力补偿。这种技术是用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的。
近年来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还有同样令人瞩
目的人工器官的发明。在公众看来，这类技术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高技术的同义词。
大众媒介倾向于报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和治疗学的胜利，
而不是实际上的权宜之计。
实际上，这个水平的技术本质上既是高度发达的，同时又是非常原始的。这种事人
们必须继续去做，直到真正理解了疾病机理为止。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肾炎在今天看来，
似乎是引起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制约着这一疾病，是这些变应原导致肾小球的坏死。对于
这些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清楚，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行施干预，阻止这一
过程或使之向相反方面转化。当我们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了解时，肾脏移植术就没有多大
用处，也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后勤学、费用和伦理学等巨大问题了。
为了控制冠心病发明了极其复杂而昂贵的技术，包括专门化的救护车和医院病房、
各种各样的电子玩意儿。还有众多的新型的专业人员，来对付冠状动脉血栓造成的后期
症状。今天用来治疗心脏病的办法几乎都是这一水平的技术，目前最先进的便是心脏移
植和人工心脏。当人们的知识多到足以理解心脏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时，人们就
应能想出一些办法防止或转化这一过程。一旦这事发生，现行这一套煞费苦心的技术很
可能就被搁置一旁了。
在癌症治疗中所作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和化疗，都属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
措施都是指向业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
这类技术的特点是耗费大量的钱，并要求不断扩大医院设备，没完没了地需要新的
有高度训练的人员来经营此业。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也没法不这样。如果建立一
些专门化的冠心病护理病区能为几个冠心病患者延长生命（没问题，这种技术对少数病
例是有效的），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状况：能建造多少这样的病区就会建造
多少，能找到多少钱就会花费多少钱。我看任何人都会别无其他选择。能让医学撇开这
一级技术的唯一东西是新的知识，而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研究。
3.第三类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于公众似乎最少注意的技术；这类技术已经被看作
理所当然了。这是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最好的例子是用于白喉、百日咳
和小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其中还有当代运用抗菌素和化疗对付细菌感染的方
法。能够有效地对付梅毒和肺结核，这体现了人类努力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潜力还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然还有别的例子：使用适当的荷尔蒙治疗内分泌紊乱，预防新生
儿溶血性疾病，防治各种营养紊乱，或许还有刚刚出现的对付帕金森氏综合症和镰状细
胞贫血症的方法。还有其他例子，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喜欢的候选者名单，但实
际情况是，实际上能有效对付的疾病远没有公众相信能治的那么多。
这种真正的医学高技术，是从对于疾病机理的真正理解得来的结果，而一旦它成为
可行的，它就比较地经济，比较地容易施与。
我一时想不出有哪种重要的人类疾病，在技术的费用成为主要问题时，医学能有足
够的能力给以预防或治愈。对付同样的疾病，在非技术或半拉子技术的初期阶段，那费
用可是高得没法比。如果今天不得不用1935年最好的方法来治疗一例伤寒热，那费用会
叫人瞠目结舌。比如说，需要住院五十天，要求最麻烦的护理，还有作为当时疗法特点
之一的、令人昏头的对饮食细节的要求，每天还要有化验检查，有时还要用手术来对付
肠穿孔。我想，这样对付这病，一万美元还算保守的估计，而今天的代价呢？仅仅是一
瓶氯霉素和一两天的发热。50年代初，就在进行使用接种预防脊髓灰质炎的基础研究之
前，为对付那种病而方兴未艾的半拉子技术，提供论证这一论点的另一证据。还记得肯
尼护士（SisterKenny，Elizabeth，1880－1952，Australian）吗？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
康复而设的那些机构的费用，还有那安慰性施放的热敷材料，那关于受影响肢体是让它
完全失去活动能力，还是应让它尽可能频繁地作被动活动的辩论，还有那些为支持这种
或那种意见而在统计学上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大堆资料，这些大家都还记得吗？这都是那
种技术的费用和相对的效果，就是应该将这跟接种的费用和效力比一比。
肺结核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几段插曲。50年代初忽而出现过切除感染的肺组织的
手术热，还有人煞费苦心地计划，要在结核病院安装进行大型肺结核手术的新型昂贵设
备。后来，异烟肼和链霉素出现了，那些医院也关门大吉。
当内科医生们由于他们不完备的技术和为在没有清楚地理解疾病机理的情况下所作
的种种事情而陷入困境时，保健系统的低效就显得最为突出。如果我是决策者，又有意
于从长远观点节省金钱用于保健，那么我将很审慎地给予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高度的
优先地位。这是让医学科学从生物学得到充分好处的唯一途径，尽管这看起来象往常年
头人们常说的那样，好象要摘下月亮一样难。
我们不论走到哪里，不管触动什么东西，都会留下踪迹。由小孩子作出的奇异发现
之一是，两块卵石猛地相撞，它们就发出一阵古怪的烟熏味。把石子洗干净后，气味则
淡了；将石子放入炉中灼烧后，气味消失了。但当用于拿起准备再次撞击时，气味重又
出现。
一条鼻子灵敏的聪明的狗能根据气味跟踪一个人，穿过开阔地，并能把这个人的踪
迹跟其他人的区别出来。不但如此，狗还能发现一片玻璃载片上很淡的人的指纹的气味，
并能记住这片玻璃，在长达六个星期之内、气味消失之前，从其他玻璃片中嗅出这一片。
另外，这种动物能嗅出同卵双生子的相同气味，并且交叉地跟踪两人的踪迹，好象那些
踪迹是一个人的。
我们由鞋迹留下的化学物质标记着自我，就象在我们组织的同种移植中可辨出的膜
表面抗原标记一样，准确无误，各各有别。
其他动物也赋有类似的发出信号的机制。成队的蚂蚁在路上爬行时可嗅出同群和其
他蚂蚁的区别。蚂蚁熙熙攘攘过路，留下踪迹，亲近的蚂蚁可以跟踪，别的蚂蚁就不能。
有些蚂蚁是食肉蚁，生来就具有觉察到它们惯于捉来作奴隶的蚁类踪迹的本事，跟踪受
害者，直到它们的巢穴，释放出特殊的气味物质，使受害蚁群惊慌溃乱。
鱥鱼和鲶鱼可以通过个体特有的气味辨别出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很难想象，有一
个独居的、独立的、存在主义者鱥鱼，单个儿挑出来能被认出；处在群体中的鱥鱼，在
行为上象一个动物体内可以互相替换的相同部件，但个体还是存在。
嗅觉问题不但跟免疫学一样可以区别此与非此，也有着目前免疫学中存在的困惑与
混乱。据计算，一只野兔大约有一亿个味觉感受器。这些感受器的细胞在不断地、快得
令人吃惊地更新，几天之内就有新的细胞从基体细胞出现。试图解释味觉的理论跟免疫
应答的理论一样多，一样复杂。看样子，带味的分子的形状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般说
来，气味物质在化学上是一些小的、简单的化合物。在玫瑰园里，玫瑰之所以是玫瑰，
是由叫作香茅醇的10碳原子化合物决定的，是原子构成的几何形状和原子间化学键的角
度决定着那种特有的气味。气味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或原子团的特殊振动，或者说整个分
子的振动乐曲，被用作好几种理论的根据，这些理论假定“锇频率”是气味的来源。分
子的几何形状似乎比组成分子的原子本身的名称还要重要；任何一组原子，如果精确地
排成同样的形状，不管排列以后叫什么化学名称，就会有芳香味。还不知道味觉细胞是
怎样被气味物质激发。有一种观点认为，感受器的膜上被捅了一个洞，引起了极性改变。
但其他工作者则认为，这种物质可能跟对之有特殊感受器的细胞联结在一起，然后可能
只是停留在那儿，象抗原对免疫细胞那样，以某种方式在一定距离显示信号。有人提出
存在特殊的感受器蛋白，不同的味觉细胞携带着用于接受不同“基本”气味的特殊感受
器。但迄今还没有人成功地找出那些感受器或叫出那些“基本”气味的名字。
训练细胞的味觉似乎是一种日常现象。让一只动物重复闻很小剂量的同一种气味物
质，结果其嗅觉灵敏度大大增强，这意味着可能在细胞上又增加了新的接受器场点。可
以想见，带有特定感受器的新的细胞无性系在训练过程中受到激发而出现。在免疫学上
大名鼎鼎的脉鼠，经过训练可用鼻子感知极小量的硝基苯，而不用借助弗洛因德佐剂或
半抗原载体。鱥鱼被训练来觉察石炭酸，并把石炭酸跟P-氯苯酚区别开来，两者浓度仅
仅为十亿分之五。鳗鱼被教会嗅出二到三个苯基乙醇的分子。当然，鳗鱼和大马哈鱼必
须生来就能记住它们被孵出的水域的气味，以便在海洋中靠嗅觉回游产卵。当大马哈鱼
的味觉上皮接触由其产卵地流来的水时，嗅球中的电极就要放火花，而来自其他水域的
水流不能引起任何反应。
我们周围的动物都有这么些奇妙的感觉技术。为此，我们感觉到有些低人一等，它
们有的我们没有。有时，为消除这种失落感（或感觉的失落），我们自我安慰，我们早
已在进化过程中把这些原始的机制抛在身后了。我们总爱把嗅球看成是某种考古学发现，
而提到人脑中古老的嗅觉区时，好象它们是些上年纪的、疯疯癫癫的亲戚，需要有些嗜
好。
然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普通的人可以觉察出几个分子的
丁基硫醇，而大多数人可以感觉出若有若无的一点点麝香。甾族化合物有奇异的芳香味
儿，它们能发散各种各样麝香一样的、性感的气味。女人能敏锐地感知一种叫作环十五
内酯的合成甾族化合物的气味，而大多数男人却不能觉察。所有人都能闻出蚂蚁，而pi
smire（蚂蚁）这个大词儿本来就是为这种气味而杜撰的（pis＝piss：撒尿，mire：蚂
蚁）。
也许还有一些气味物质使我们嗅觉上皮的感受器兴奋起来，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气
味，这包括人与人之间不自觉地交换的信息。维纳（Wiener，H.）凭直觉提出，这种气味
通讯系统的缺陷和误解，可能还是精神病学中未被探索的领域。他提出，精神分裂症患
者可能因在感知自己或他人的信号方面有缺陷，而产生认同力和现实感的问题。的确，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有些装置可能有问题；据说，他们的汗液中有一种陌生的气味，最
近已被确认为是反-3-甲基己酸发出的。
不同动物之间用于通讯的嗅觉感受器，对于建立共生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蟹和
海葵依靠分子构型认出彼此是伙伴，海葵和跟它共生的少女鱼也是这样。类似的装置还
被用于自卫，比如帽贝，它用来防御食肉的海星的方法是将套膜外翻，使海星失去一个
立足点；帽贝能感觉出一种特别的海星蛋白。公平地说，所有海星都制造这种蛋白，释
放至周围的环境。这种系统显然是古老的一种，比我们现在为识别彼此而如此倚重的抗
体的免疫感知早得多。最近已知，细胞抗原标记自我的那些基因和那些通过抗体形成而
发生免疫反应的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抗体的创生，来自共生所需的早期感觉
机制，这种机制可能部分是用来避免共生活动失控。
一切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之间进行化学通讯的非常普遍的系统，被惠
特克（Whittaker，R.H.）称为“allelochemics”（不同种间化学作用）。每一种生命形
式都用这种或那种信号，对周围的其他生物宣布它在近处，向来犯者划定界限，或向潜
在的共生者散发出欢迎的信号。总的效果，是形成一种调节生长速度和领土占领的协调
机制。这显然是用来使地球自我平衡的。
齐治·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1899－，阿根廷）在他新出的关于神话动物
的动物寓言集中特别提到，许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而开普勒
（JohannesKepler）则曾经认为，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生
物体内，化学信号可能起着整体内激素的作用，使种种相互关联的工作部件的操作保持
平衡与对称，通过其他所有种类间相互联系的讯息，以没完没了的长途接力，把马尾藻
海里的鳗鱼的境况告知阿尔卑斯山中的植物的组织。
如果能把一个个计算机做得足够大，大到能装得下附近的星系的话，它们可用来解
决这个有趣的问题。想想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等待生物学去解决，这倒是令人愉快的，
虽然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们。
鲸鱼座（Ceti）这颗恒星离我们较近，又很象我们的太阳系，因此，它成了有生命
存在的可信的候选者。看起来，我们正准备开始跟鲸鱼座以及我们感兴趣的更遥远、远
在天边的天体进行接触。CETI还被人们有意地作为第一次关于与外星智慧进行通讯的国
际大会的首字母组合。那次大会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发起，于1972年
在苏联的亚美尼亚举行的。与会者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当
中大多数人相信，外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某个地方可能存在文明，掌握了
堪与我们匹敌或超过我们的技术，这种情况也有相当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假定，会议认为，普遍接受的星际通讯方式很可能是射电天文学，因为
这种方式既快速又经济。他们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可以组织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用新
的、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探测空间深处，寻找有意义的电磁信号。我们最终会筹划自己发
出一些讯息，然后接收回答，但在开始的时候，更实际的似乎还是捕捉外星人之间的谈
话的片断。
于是，我们最尖端的科学里所有复杂高技术中的精英，很快就要全力从事于本质上
是生物学的研究——这当然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
仅仅在最近十年中，地球就变成了过于狭小的地方。我们有一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
好象一个小城市要在一个小县里发展，被憋住了。我们已看到了火星表面的样子，它黑
暗、千疮百孔，从最近获得的照片判断仍无生命。因而，这些景象似乎并没有扩展我们
的视野，反而把我们所处环境中又一副令人不满的容貌拉得更近、太近了。晌午无云的
蓝天，已失去了它旧日那广阔深邃的面貌。已经有一种说法，说天空并不是无限的。它
是有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屋顶，是我们生活于其下的一层膜，明亮，但充满阳光
时又令人不解地有折射性。我们可以感觉到头顶上数英里处的这一曲面。我们知道它足
够的韧，足够的厚，所以坚硬的物体从外部撞上它都要着起火来。地球的彩色照片比外
面的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惊叹：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蓝色的屋子，是我们自己吹出的一
个气泡。外层天空漆黑一团，令人惊骇，那是一片开放的乡野，让人不由得要去探索一
番。
那我们就开始了。外星上的一个胚胎学家，不时仔细地观察过我们，可能就会得出
结论说：地球的形态发生在正常进行，神经系统开始建立，有了以城市形式出现的相当
规模的神经节，现在又分化出直径数英里的圆盘状感觉器官，时刻准备接受刺激。不过，
他也很可能要纳闷，我们会怎样作出反应。我们正发展到斯金纳箱里的斯金纳鸽那种境
地：四下瞅望，试图建立联系，到处探测。
当终于从外层空间传来第一句话时，我们很可能已经习惯于这一思想了，我们已经
能提供关于这里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当不错的解释了。如果一个湿润的行星上有了甲烷、
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矿物质，每样都有足够的量，在适当温度下受到雷电轰击和紫外
线的照射后，几乎任何地方都会生出生命。未解决的难题，就是怎样让那些聚合物组成
膜，发明出复制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它们遵循我们的法规行事，
那么，首先会有厌氧生物，然后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气，然后有呼吸生物，变
种迅速增多，后来是新种形成，最后有了某种意识。这些讲起来很容易。
第一次发现别处有生命的迹象，我们虽感惊讶但还较易接受。但是我担心，当我们
从这最初的惊讶恢复过来、点头问好、微笑之后，我们恐怕就要震惊了。相对来说，我
们一直独善其身，独一无二了这么多年，因此很难面对这样的想法；我们周围那无限大
的、转动的、钟表一样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条件适合，便能随时产生生命。
毫无疑问，我们会照既有生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
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象一单个细胞。
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
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
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
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喧—
—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
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
息，象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
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
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
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
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
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可
在以后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
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
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
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
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
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
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
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们也感冒吗？
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
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
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象
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
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
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
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
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
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
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
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
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
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
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
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
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
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
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
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
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
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
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
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
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
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
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
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
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
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
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地是它
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
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蝇一样死
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
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
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
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
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
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
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度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
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
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
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守护
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
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
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
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象我们在使
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
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
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
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
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大卫·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1
813－1873，英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
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
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
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
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小时之内，
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
理学中，好象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
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过来。从第一批由心脏病假死中复活的人
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死已被称作拉撒路症候群），奥斯勒似乎说对了，那
些记得那段经过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们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几个人看上去似
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清醒着，他们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超脱感。有一个人发
生冠状动脉梗塞，在一家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实际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几分钟
后，他的心脏在电极的刺激下重新起动，又恢复呼吸活了过来。据他的描述，最奇怪的
一件事是，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那么急促地来来去去，那么激动地摆弄着他的身体，
而他感觉到的只是平静。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碍疾病患者对死亡的反应，其结论是，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
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的准备，好象直觉
地熟悉这桩事情。一个年老的妇女报告说，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是被人干扰。
有几回，她被给予传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或恢复体液和电解液。但每一次
她都感觉到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深恨打断她的死亡过程。
竟然想到死亡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但也许不该吃惊。死亡毕
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是有利于保持生
物特性的遗传的信息来指引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象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
关键活动一样。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开始的、局部的阶段，这种转化是协调的、整体和谐的生理过
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释，那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还得永远困惑于这个问题吗？
那意识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时倒毙，失落在腐殖质里，变成废物了？考虑到大
自然有为复杂难解的机制派上用场的趋势，意识消失这事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我宁愿
认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悬附的细丝分开，然后象轻吸一口气一样缩回到它所从来的膜
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点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这要留待另一门科学、留待日后去研究。也许以后会证明，如某些科学家所暗示的，
由于某种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因为这种原理规定，仅仅是“看”这
个动作就会使它抽动、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
我羡慕我那些相信有心灵感应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欧洲科学家相识们最愿意相信
它，最轻易地接受了它。他们的姨妈们全都接收到了心传，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手
握意识转移的证据，手握创造一门新科学的材料。没有那么凑巧的姨妈，从来收不到一
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又是昆虫。
群居性昆虫被收集成群后，会变成一些在质的方面不同于它们独居或成对时那种样
子的动物。单个的蝗虫是安静的、若有所思的、固着的东西。但当一些蝗虫汇集另一些
蝗虫时，它们就变得激动，变色，内分泌显著地改变，加剧活动，直到足够多的蝗虫比
肩挨踵紧挤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振动，嗡嗡叫，能量赶得上一架喷气式客机，于是便轰
然起飞。
沃森（Watson，J.A.L）、内尔（Nel，J.J.C.）和休伊特（Hewitt，P.H.）三人曾经从
野外收集到大量白蚁，把它们放在一起，有的成群，有的成对，进行观察。放在一群的
白蚁变得越来越友好而好动，但没有表示产卵或交配的意向；相反，它们缩减摄水量，
注意减肥，其飞行肌肉的线粒体代谢活动增快。被聚集成群的白蚁不断地用触角互相接
触，而这似乎是中心的控制机制。重要的是被触而不是去触动。去掉触角，任何白蚁仍
可成为群体中的白蚁，只要足够频繁地被其他白蚁接触。
分开的、成对的白蚁又成了另一种东西。一旦从蚁群中分出来，与其他所有白蚁的
接触一停止，它们马上变得富于攻击性，冷漠刻板。它们开始强制性地饮水，而不再互
相接触。有时它们甚至互相咬掉触角的末端部分，以减少触动的诱惑。暴躁易怒的白蚁
终于安下心来，要在这种不利环境中尽可能过得好一点。它们开始准备产卵，并照顾新
孵出的幼蚁，同时，飞行肌中的线粒体停止活动。
群居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蜜蜂和蚂蚁离群之后，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实在没有单个个体这种生物，它并不比从你皮肤表面放逐出来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象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们是活动的细胞，
通过一个密致的、由其他蚂蚁组成的结缔组织，在一个由枝状网络形成的母体上循环活
动。条条线路交织得这样致密紧凑，使得蚁丘具有一个生物的所有基本标准。
弄明白蚁丘通讯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才是绝妙的事。不知怎的，通过相互间不断
接触，通过象货币流通一样交换上级上带来带去的一点点白色的物质，它们能告知整个
蚁丘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食物的地点，敌人的接近，维修蚁丘的需要，甚至告知太阳
的方位。据说，在阿尔卑斯山中，登山者用细长的蚁穴那阿米巴状构形作为指南针。蚁
丘的回报方式是管理那整个机构的事务，使其各个蠕动的部件协调一致，使蚁穴保持通
风、清洁，以使之持续四十年之久，通过长长的触角取来食物，养育幼仔，捕捉奴隶，
种植庄稼，并不时象生儿育女一样在近处生出亚群落。
群居性昆虫，特别是蚂蚁，已被作为各种寓言的源泉。它们给人以勤劳、互相依赖、
利他、谦卑、俭朴、耐心等种种教诲。它们被用来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领域中指导我们。
从白宫直到街道储蓄所都得接受它们的指导。
而现在，它们终于成了一种艺术造型。纽约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了收集到的二百万活
的兵蚁，那是从中美洲借来的，以单个群落的型式展出，题为“图案与结构”。它们被
陈列在沙子上，放在一个大方匣子里，四周是塑料挡板，高得足以防止它们爬出来，爬
到曼哈顿的街上。作品的创造者根据他自己的灵感和蚂蚁们的趣味，改变着各个食物来
源的位置，而那些蚂蚁就自动地形成一些长长的、黑乎乎的、绳子一样的图案，伸展开
来，象一条条扭动的肢体、手、手指，爬过沙地，排成月牙、十字和长椭圆型，从一个
站点伸到另一个站点。经过这样摆弄的蚂蚁，被一群外着冬季服装的人们充满热情地观
看着。这些人排成整齐的队形，连同那些蚂蚁成了一种抽象、一种活的活动雕塑（mobi
le），一种行动绘画（actionpainting），一种实物艺术（foundart），一个事件，
一件模仿滑稽作品，只是随视点不同而异。
我可以想象，那些人围绕塑料挡板移动着脚步，肩挨着肩，有时手碰碰手，交换着
一点点的信息，点点头，有时笑笑，象纽约人惯常那样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
夭。他们身上的线粒体油足火旺，咝咝冒着蒸汽。他们围绕大匣子以整齐的队列移动，
有分寸地、彼此无伤地互相拥挤着，往下看着，点着头，然后退开，让新来的人进来。
从远处看，围着装有长蛇状兵蚁群的白色塑料匣子的人密集一起，彼此交头接耳，一遍
又一遍地咕哝着，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是令人惊异的东西。他们莫不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
下来的？
很可惜这一些我都没有亲眼看到。待我从电视和早报上得到了这消息，按捺不住地
想要前往曼哈顿，而且也准备好要往那儿迁徒时，我得知，那些兵蚁全都死了。
艺术造型干脆解体了，一下子解体了，就象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
con1909.10.28－）的画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脸孔中的一个。
没有解释，除了那个没有证实的传言：死亡可能是周末期间画廊的冷流造成的。星
期一早上，它们懒了，活动不那么准确了，没生气了。然后，死亡开始波及一部分，然
后另一部分，一天之间，两百万蚂蚁全部死亡，由人扫入塑料袋里，放到外边，以便由
清洁车吞食、消化。
这是个悲凄的寓言。对其寓意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这一定跟那塑料有关系，还有
那离开土地的距离。从中美洲丛林的土地到画廊的楼板有好远，特别是你能想到，曼哈
顿本身也是悬在某种水泥台上，由一些电线、煤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网络支撑着的。但
我想主要还是那塑料。在我看来，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东西中最非自然的东西。我不
信你能把兵蚁从地上悬起来，悬在塑料上，悬任何一段时间。它们会失去接触，耗尽能
源而死去。
人踩在蚂蚁身上，踩死一只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万
蚂蚁组成的这样大的一头动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一阵深切的同情，和一点说不出
的什么。神经紧张地这样想着，特别想到曼哈顿和那个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伸手从架上取过那本书——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宽心丸：
“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作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从根本上说，
这些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
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
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是自己一个人读还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
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一旦你象我一样，由于意识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物种而惊讶不已，你会留眼观察，
注意片片断断的证据，以证明这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件好事情。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
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象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
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如今这年头，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寻找是一种令人沮
丧的活动。消耗我们大部分精力，把我们大家捆在一起的联合建筑活动，当然是语言。
但语言结构之大，发展又这样缓慢，没有人能在这件工作中感觉到个人的参与感。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项目，其大小能让人把握住的，如国家，或空间技术，或纽约
城，想一想就难免让人沮丧。
只有在我们很小的事业中，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座落在伍兹霍尔（Wood
s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一个人类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进
行着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预触及它，并不断被这种干预改善、润色。这地方被凑
成一起，赋予生命，维持到今天这种成熟状态，还准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变复杂，而
做出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为一伙人。不管是百年来那些主任其事的显要的名人，还是季
节性涌来骚扰的那数不清的委员会，还是名义上拥有并操纵着它的那六百人的集体，甚
至包括那些董事们，都未能对之做更多的事，不过是极轻地执着这个机构的缰绳。它似
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从来都没有显得很好地组织过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从1888年得到批准时就一直在
建造着这个实验站。准确地说，是早在1871年开始的。其时，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被
选中作一个海洋渔业局的驻地。这儿是湾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汇处，各种各样的海洋
和海湾生物这里都可见到，另外还有各种鸟类可供观瞧。学究型的人们从波士顿漂到这
里，到处看了看，开始互相解释些什么，于是，这地方就起步运行起来。
从一开始，实验站就缓慢然而也稳步地发展着，不时生出新的建筑物，担负起新的
功能，扩大着规模，每年夏天通过自己的某种趋向性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以及世
界各地来的学生。今天，它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生物学中心；它成了没有官方命
名的（迄今也没有官方资助的）国家生物学实验室。它对于生物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影
响，抵得上这个国家许多大学的总合，因为它一向有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天才中的佼佼者
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你四处打听一下就会发现，那儿总有一些当今生物学
和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这里的夏季生理学课程非正式地引导入实验站的学术活
动；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为访问者在此处的实验室消磨时光时，偶尔产生这种或那种想
法，促成了他们的关键性实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度个假，就获得许多想法，足以使远
在国内的实验室整年忙个不停。有人统计过，有三十位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曾经在某
段时间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工作风，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对学术有这么多的影响，竟能够一直这样绝对地保
持自治。当然，它跟外界有着种种联系，因某些研究生教学计划跟外部一些大学有一些
安排。微妙地、有些莫名其妙地附着于街那头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从没有受外界
任何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支配，也没有任何外部团体告诉它应该作什么。在其内部，机构
的重要决策似乎都是通过调节和适应的过程进行的，可以承受的力量总是适合于有弹性
的目标。
无脊椎动物的眼睛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被发现是一架光学仪器，为现代视觉生理学
开辟了道路。伍兹霍尔枪乌贼的巨大神经轴索成为创立今天令人惊奇的神经生物学的契
机。发生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在这里被承认和定义为科学。这两门科学从海胆卵研究开
始，以后就稳步发展起来。海洋生物的模型在肌肉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早期曾经是至关重
要的，而关于肌肉的研究已成了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主要的当务之急。生态学在这里很
早就是一门严肃的、有人员勤勉从事的科学，比我们其他人发现这一学科要早数十年。
近年来，还有一些新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和加强着，生物膜、免疫学、遗传学，还有细胞
调节机制等学科正在飞速发展。
你永远不敢预料什么时候会有新东西从不可思议的行为当中生出来。最近发现，海
星身上的阿米巴状细胞含有一种物质，能使哺乳动物的巨噬细胞失去活动能力，很象一
种更高级生物体内免疫淋巴细胞的产品。海兔，一种海生的蛞蝓，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
用处的东西，被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满身都是真理。鲎是世界上的保守动物之一，最
近人们发现它含有一种试剂，能探测出若有若无的极小量革兰氏阴性菌的内毒素，可用
于监测无发热原物质。鲎很快就会成为医药工业产品，象龙虾一样上市了。
象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这样的一个机构，你无法预见它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以
什么方式，它总要演进。它可能很快变成另一个样子，年年有新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年
年有新的工作人员。但它在作到这些时，须得不伤害其夏季计划的巨大力量，不然，机
构就会一片大乱。如果它的研究生计划还要照常扩展的话，它还要寻找新的路子来联系
各个大学。它还必须跟海洋学研究所发展新的共生关系，因为这两个地方有那么多东西
得失他关。还有，它还要筹集到更多的钱，多很多的钱——那样的数目只有联邦政府才
拥有——同时又不失去它自己任何的主动性。
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是颇可观赏的有趣的地方。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海洋生物
学实验站的事情应能象过去一样顺利进行。它应当成为更大、更敏捷的集体智慧。如果
关于地球生命你能想出什么好问题可问，那么，到这个地方寻找答案最好。
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
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
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妻子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上了一层砂子。这个最
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
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
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译注2]。这些物理
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
于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
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他走向他妈妈。那位
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
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
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
得掂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
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
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
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
半象呼喊，半象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
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
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
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说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
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
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
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
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例满令人愉快的。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象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
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
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
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
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
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
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
止下落，到末了你将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
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象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
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有
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
乐了。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
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
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
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
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
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
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
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
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
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象小伙子学骑自行
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
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
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
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
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
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的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
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
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
令，象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
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
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句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
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
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
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
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
肝脏聪明，另外，体质决定了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
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
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
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拉四。我怀疑到那时
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
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象群蜂一样涌出，涌
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
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
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
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
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
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
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
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
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
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
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做。不
能指望使条件反射这种技术例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
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
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
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
和进去，不接管事务，而是学着与事务彻底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
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撤了手就行了。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
想一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
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象花的开放。
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
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
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
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
几乎每天都带进来，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
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
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象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
获利，就象上世纪的工业革命时的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
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都被假定是为了未来。我们甚至已经在争论，
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喜欢，而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愿意取消。有一些问题，如基因工程的价
值，从单个细胞制成可取的人类无性系，甚至关于两个脑袋真的比一个脑袋聪明的可能
性等等，已经在一些讨论会上被争论着。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各项新知识中的什么事真正感到震惊。人们感到过奇
怪，甚至有过惊愕，但还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也许它就在眼前。
但是，寻找麻烦却并非为时过早。我能觉察到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关于细胞
器的了解中意识到这些麻烦。我从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细胞器是我细胞里面的看不见的
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细胞代理人所拥有和操纵，是我智慧肉体所私有的、显微镜下也
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的情况好象是，它们中有一些，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
全是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的、直接的。线粒体内膜不象其他动物的细胞膜，倒最象细菌的膜。线
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象微生物的DNA一
样，它跟膜是密切相连的。线粒体的RNA跟细胞器的RNA一样，而不服细胞核的一样。线
粒体里面的核糖体象细菌的核糖体，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是固有的，它们一
直在那里，自行复制繁衍，跟所在细胞的繁衍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
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是来自母方的。
同样，所有植物里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寓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
核糖体。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最近有人报道，叶绿
体的核酸实际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是同源的。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的
时候跟其他原核生物并到一起。有些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
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自己细胞核的所有权。
很令人惊讶，我们竟如此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好象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
观念似的。实际上，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体内共生者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来的，
但人们仍然会期望，这一提法的确认会让研究者们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然而，这却是
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进展着，现在正特别注意细胞器的分子遗传。
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已有审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达成一致看法，认为
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多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并，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自己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腺
苷三磷酸，或者为没有光合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这种主奴关系是一些生物
学家的共同看法。他们还是些发育完全的生物学家，一个个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还
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足点来看问题，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取一种最好的
生涯，它们过起日子来最不费力，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最不用冒险。它们跟我们不一
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
不再长大，安守一行的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
了我们及其所有生物的里面。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体小、保守和稳定。这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根
本的意义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携手合作，制造出氧气，并
安排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它们经营着生命。
我的线粒体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把它们晒干了，其体
积几乎跟剩下的我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的
菌落，操纵着一个由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们的家庭欢乐和生计
工作着，而这时候，正在操纵着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不得不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按
遗传密码造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据说，
它们的每一个都只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一点物质，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
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这种形势，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犯愁，例如病毒。如果我的
细胞器真的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开拓殖民地，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阻止它
们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源性这东西，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
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全都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取
得了母方的线粒体，还一块儿取得了我的一些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叫我犯愁，但
就是让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还有我作为人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知道，
我是由低级的生命形式出身，我并不在乎。我心里想象着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
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而从未反对它们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作为一
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更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
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一个源泉。
成问题的不止这些。我以前从没料想到我的出身原是一个没有胞核的细胞。就说是
这样吧，如果这就完事了，我也能忍了。但现在又加了一层羞辱，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
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
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既然是这么一种形势，那保持尊严就没什么用处了，最好别费力去保持。这真是不
可思议，它们就在这儿，在我的细胞质里到处活动，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着，却是一帮
陌生客。它们跟我的关系大不如它们彼此之间和它们与那边山脚下自由生活的细菌更密
切。它们感觉起来象陌生客，但我又想到，这同样的生物，完全一样的生物，也住在那
边的海鸥的细胞里，还住在鲸鱼、沙丘的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细胞里；也住在我后院的
山毛榉的叶子里，住在后院篱下那窝臭鼬里，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苍蝇里。通过它们，
我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我的近亲——比近亲只远了一层——遍天下。对我来说，这是一
种新的知识，我有点遗憾我不能跟我的线粒体保持更密切的接触。如果我集中注意力，
我能想象我感觉到了它们：它们不怎么蠕动，但不时有某种震颤。我禁不住想，假如我
更多地了解它们，更多地知道它们如何保持了它们和我的同步活动，我会有一条新的途
径理解音乐。
在所有的共生关系中，都有一种固有的好意，这是一定的。但这一种——很可能是
最古老、建立最牢固的一种，似乎特别公平。一点也不象弱肉强食的样子，也没有哪一
方摆出一副仇敌的姿态。如果你要寻找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东西来取代一个世纪前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你得从叶绿体和线粒体暗寓的生命意义中汲取教益。这很费力，
但能找到。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切
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
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
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
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招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
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
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
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
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
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
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
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
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
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
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
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
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
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
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
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
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
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
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
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
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
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
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
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
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
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
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
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
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
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
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
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
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
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这大半又
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
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
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
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