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八百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九百亿美元吧？不管是八百亿还是九百亿，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机构，它在稳步地日见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帐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
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
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
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
作，一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
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
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象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
象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
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
个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
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住它们。
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
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
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
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
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
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象欧
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
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
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
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象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
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符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
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
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
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
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
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
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
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
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
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
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
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
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
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
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
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五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
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
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菌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
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
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
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
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
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
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菌素。
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
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
——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
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
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
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
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
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
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抱怨，他们得到的医疗
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
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
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
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
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
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
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
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
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
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
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帐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
康呢。
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
起，互相依赖，就象一个组织内接合松散的一些细胞。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
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
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结成团体成群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
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
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
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要确定我们属于哪一类可不是简单事。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会设法结成
各种各样想得出来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城市中，我们象蚂蚁和蜜蜂一样互相依赖，然
而，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开，可以到树林里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
的。我们互相依靠，互相照顾，为此，我们建造起复杂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设置
售货机提供冰淇淋。但是，我们也有许多书籍，告诉我们如何复归田园。我们聚族而居，
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翻脸打起架来，好象我们是不同的物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象蚂
蚁贮存食物一样渴望积累起整个宇宙间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播到我们中间，好象那
是种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学上每一缕极微弱的真正的讯息，也具有某种外激素的作用，
能使天边地角的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毛发倒竖）。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建立起自己个
人的秘密知识库，象不能触动的珍藏品似的对别人藏匿。我们各人都有个名字作为个人
的标记，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分类制度会保障我们的实际存在，保障我们彼此或
与其他的生物截然分开。但是，在一个拥挤的城市的中心，这一分类体制看不出有什么
作用，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没有名字，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谁也不愿认为，迅速膨胀、黑鸦鸦盖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个蚂蚁窝或一个蜂窠
的生活有什么重要的相似之处。谁愿意稍为想一下，我们这三十亿人在彼此联系起来的
时候，是一种巨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没有头脑，我们的日常行为也不是由基因组详细地
编码好的。我们看起来也不象是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在干着一种类似昆虫筑巢那样单
一的、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们的大脑聚合到一起，象蚁群那样产生
一个共同的思想，那种思想将是不可想象的，真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一志地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
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
己的永久性。
当然，在我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
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
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我们共同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
不过，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我们不象黄蜂那样，被基因
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我们今天的行为，比起12世纪倾城出动在欧洲大陆到处建
造大教堂那种活动来，并不更受约束。在那时，我们相信，那桩事可以永远干下去，相
信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说老实话，我们大多数人早就忘了大兴土木造教
堂是怎么回事了。这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我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
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
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
编码了详细的指令。建造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于人心，但世事沧桑，
人生依旧。罗马的犁头已成粪土，激光弹、高速运输、着陆火星、太阳能、合成蛋白质
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们生命的长途中，我们当然还会即兴搞点别的什么新名堂，但
很清楚，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从长远看来，我们大概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为社会性的好。这并不是
说，成不成社会性的，这事我们说了算，甚或可以举行表决；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
办法，怎样行动就免成社会性的。这不过是说，如果有谁告诉我们，从智力方面说，我
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于着某种毫无特色
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我们
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我们这一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
那岂不特别残酷、特别危险吗？这样的一种生活，还是留给昆虫和鸟类，留给较低等的
哺乳动物和鱼类吧。
然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件事越来越令人不安：似乎语言的天赋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我
们大家标记为人，把我们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象鸟作窝、蜂筑巢一样，
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我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
自动的。没有它，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我们若与之分离，我们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象
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我们生来就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辨认句法的能力，把字词组织、配置成可解的语句
的能力，是人的大脑生来固有的。我们辨别句型，创造语法，都是程序规定了的。语言
中有些不变的和可变的结构是我们所共有的。小鸡生来就能识别头顶的飞影信息，从众
鸟中辨认出鹰隼，同样，我们生来就能从一串词里辨认出语法的意义。乔姆斯基（Chom
sky）象生物学家观察活组织一样观察了语言，在他看来，语言“肯定是人类大脑的生物
学特性”。语言的这些普遍属性是遗传决定的；这些属性并不是我们学到的，也不是我
们在成长过程中创造的。
我们终生从事这一活动，我们集体地赋之以生命，但我们对之不能施加半点控制。
个人不能控制语言，委员会、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语言一旦有了生命，就会象
一个活泼会动的生物一样活动。由于我们大家全都从事于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动，它
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时不在变化。新词被造出而加进来，旧词改变或抛弃了原有的意思。
连词成句、联句成章的新方法兴而又灭，但是，内在的结构只是生长着，丰富着，扩大
着。单个的语言也衰老，并且似乎死灭，但却在周围的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独立的几种
语言可以并列生长，几个世纪互不接触，保持各自的独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组织互不相
容；而有些时候，两种语言又可能凑到一起，融合，复制，生出几胎新语言。
如果说，语言处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核心，把我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
我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
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
样，那么，至少我（或者我应该说至少我们？）是不会介意的。
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
赋。这一定意味着，我们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
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
于我们的大脑，象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
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象鸟类有羽毛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
预先编码的。由于我们认识的属于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
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
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在听着音乐，好象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
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
神贯注，好象在读着什么指令。
这种观点跟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力似乎在我们一
生下来就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些模版，随着生命的继续，把所有
适合的东西都嵌入这些模版。有一些神经中枢自发地产生关于各种生命事实的无数假说。
我们积累信息，就象细胞积累能量一样，当我们碰巧找到一个与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实，
那么，我们的大脑深处就发生一次爆炸，那一观念突然扩大，收拢，充满新的能量，并
开始复制。有时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爆炸，摇撼了一切，就象我们平时所说的，想象受
到了震动。
这一系统似乎只限于人类。因为只有我们才有语言，虽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种句
法使用一些符号。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大区别，可能是由语言造成的质的差别。我
们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转换成话语，加以贮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释放出来。
没有语言的动物做不来这样的事。它们办事局限于一锤子买卖。它们也象我们一样，
东游西荡寻找与假设相符的事实，但当感受器碰着对号的事实时，只有嗒的一声响。没
有语言，象弹簧一样卷曲在信息里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独居蜂即土蜂在临近产卵的时
候，高高地在天上飞舞，头脑里只有一个概念：找一只毛毛虫。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一
只长翅膀的毛毛虫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设的一个时，它飞扑而下，刺之，使之瘫痪，
攫之起，飞下，把它准确地放在圆形洞穴的门口（那洞穴，是它着迷于同一概念的不同
版本时早就准备下的）。它放下毛毛虫，钻进洞穴，最后视察一遍洞里有无异常，然后
出来，把毛毛虫拖入洞中以便产卵。看上去，它的动作深思熟虑，井井有条。但是，如
果在它钻入洞中作最后检查时，你把毛虫移开一点距离，它重新考虑这事时就不是那么
聪明了。它钻出来，找一会儿，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钻进洞中作那最
后的检查。如果你再次拿开毛虫，它就会重复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并且忍心，这
套把戏你爱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让它专心干那一件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
质上是神经质的行为，象尤内斯库（Ionesco，Eugene，1912－，法国剧作家）描写的人
物一样没头脑。可土蜂就是想象不出干这事还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样，淋巴细胞由遗传的程序规定的任务是巡察，但它们每一个似乎都只获
准有一个各不相同的意念。它们在组织中漫游、感觉和监测。由于它们数目太多，所以
可以作集体的猜想，能够觉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东西。但它们干起事来都是一次
只能完成一个意念。它们在体表的感受器里携带着特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一个问号：
那边有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特别的分子构型？生物信息大约是本质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
象能量一样积累起来，还怂恿大家去找寻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不知屠足的机制。
淋巴细胞显然熟知它们周围所有的异物，而有些淋巴细胞有着特殊的装备，使之适
合一些原来并不存在、后来由有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聚合物。这些细胞能做
的不只是预言现实；它们显然还有作出大胆设想的程序。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动物的淋巴细胞都有同样的信息范围。象语言一样，这一系统
是由基因制约的。在不同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的近交系之间，都有着遗传上的差异。
有些聚合物能适合一个种系的脉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适合另一个种系的感受器；有
响应者，也有不响应者。
一旦联系建立，一种装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细胞跟一种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
然中一种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观就出现了。细胞增大，以极大的速度制造出新的DNA，转而
发生极其恰当地被称作的细胞爆炸。它开始分裂，按原样复制出新的细胞，每一个都带
有同样的感受器，带有同一个问题。新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记忆。
这种机制要想有用，这些细胞就得准确无误地紧扣要点。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
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更大。只要有一点
点误差，就要引起一些反应，邻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
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这个系统容不
得半点偏差。
也许就是在这个方面，语言跟其他生物通讯系统最不相同。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
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
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被
按种别跟踪抗原，不能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抗原；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
象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
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跟踪住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
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
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二十六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
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
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许的猫。深入乡间，动物
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
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
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
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什么地方，也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
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
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
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
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
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
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
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象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
体的干枯的鼻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
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
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
着二千五百万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象浮游生物一样漂游，在不断死亡
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
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
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
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
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
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
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它们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
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
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
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
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
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
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
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
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
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
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
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
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他们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象可以见到
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撤
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
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
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
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
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
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
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作为人类行为表现的科学，其本质的盲目性还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当我们从科学
活动中遴选有价值的新东西时，我们也不断发现，活动时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
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预测性则需要减少。我们愿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
条不紊地按期取得投资的效益。华盛顿制订计划的人们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产生了
一些新的项目，把那里所有的科研活动都集中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生物医学方面。
这事还需要想一想。科学活动进行得顶好的时候，就有某种几乎不可驾驭的、生物
性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在研究的课题困难而复杂，事实还没有掌握时，困难就更加突出了。科学研究的开
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非得等到科学从这片混乱中解脱出来，
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在从事研究的实验室中，那些必须加以规划的，是完全不可
预见的东西。如果要把科研活动集中化地组织起来，那么首先必须把制度设计得有利于
诱发怀疑，庆贺意外。
另外，科学研究要搞得象个事业，就得把各各不同的个人头脑中孤立的想象力合到
一起。但这样的安排更象一场游戏，而不象是有板有眼的事业了。科学上的异峰突起，
是由一些突如其来、不知其所以然的奇思逸想和直觉造成的。这些意念和直觉，科学上
称之为灵感。
困难的科学研究，其最为神秘莫测的一面还是其进行的方法。这倒不是指那些日常
的例行公事，不是指那些以前谁也不知道把东西如此拼凑起来的拼凑活动，也不是指作
一些联系。这些都是操作的方法，是家常便饭，细枝末节。这些活动诚然有趣，但都不
如那根本的奥秘那样令人惊异，那奥秘就是：我们毕竟在这样干着，我们是这样非干不
可。
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象科研这样，甚至我眼里的艺
术也难与它相比：在科学这宗事业中，从事其中的人如此被卷进去，整个儿地沉浸其中，
被驱使着做他们资财、力量所不逮的事。
工作着的科学家就象按遗传指令行事的动物，似乎是深植于人体中的本能在驱使着
他们。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尊严，但还是象动物幼崽一样在作着胡闹的游戏。每当他们接
近一个答案，他们都毛发倒竖，汗流浃背，沉浸在自己的肾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抢
先抓住答案，就是他们最强的驱力。跟这一驱力相比，什么取食、育儿、保护自己不受
自然力的侵害等等，也都不在话下了。
这种活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却是人类活动中最不孤立的活动。没有什么
东西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这样的集体性，这样地互相依赖。一个热门学科就象一个巨大
的智慧蚁穴，单个的头脑几乎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头脑群体之中，每个头脑都各自携带着
信息攘来挤去，以光的速度交相传递着信息。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象有趋化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脖子后的感受器就
立即颤动起来，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集一处，如群雀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
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景象。混乱的大脑群体似乎杂而无章地凑到一起，象捣乱了蜂
房的群蜂，在一片乱纷纷一塌糊涂的活动中，零零碎碎的信息飞扬四散，扯成碎片，崩
溃瓦解，被鲸吞蚕食，突然峰回路转，悠然一曲，关于自然界的一条新的真理出现了。
一句话，科学事业在运行着。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学会一起干的最有力、最富有成果
的事情，比耕种，比渔猎，比建造教堂，比赚钱都有效。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我不懂它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活动不可能预先精
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脑整齐地一行行排列起来，然后由纸带向它们发出指令。你
不能指令每一个头脑，你去干这一件，它去干那一件，然后由一个中心委员会把所有按
指令干活的大脑干出的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不，事情不是这样干的。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
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
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一般环境安排好。象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
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这活动有点象侵略，但与其他侵略性行为不同，因为它不以某种破坏为目标。进行
之际，这活动外观和感觉都象侵略：冲上去，揭破它，拖出来，抓住，它是我的了！它
象一种原始的逐猎，但到头来并没有伤害什么。更有可能，到头来毫无所获，只不过是
一声长叹。但这不要紧。如果空气适宜，科学活动在正常运行的话，长叹马上会停止，
因为自有一个新问题会嗷嗷大叫，呼唤人们去解决，于是，乱糟糟的活动重又开始，又
一次失去了控制。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近来正在深入探讨生态和环境问题，他们的研究得
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知道可以对湖泊、草地、作巢的塘鹅甚至整个海洋进行收支分析，
我们总觉有些难受。要我们直面环境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和难于作出的选择，已经够不容
易了，而看到那样醒目的代价时，我们就更觉得难受了。甚至那新术语就让人心烦：读
到environments（环境）时，我们的心就发痛。那个复数形式，意味着还有那么多选择，
象在市场上挑选商品一样得考虑一番，而且还得投票表决。经济学家作这些研究时真得
有冷静的头脑和冷酷的心才行，而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必定是冷冰冰，常常还得是滑如冰
的散文。
我们大多数人刚刚开始意识到，我们人类在控制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方面已卷入多深。
这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革命。
这场革命的到来也不容易。我们刚刚在同一题目上走过了一段成果未稳的路程，刚
要就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拿定主意，就象一个庞大的委员会刚刚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就发
现，又该把议题重新审议一遍了。现在，就让我们再作一遍。
最古老、最容易接受的想法是，地球是人类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菜园、动物园、
金库、能源，它摆在我们手边，任我们消费、装点，愿意的话还可以将它撕成片。按我
们过去的解释，改善人类处境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人要胜天，掌握奥秘，控制一切。
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义务。
最近几年，我们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突然扭了个弯，并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这就
是，我们过去想错了。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我们已经勉强在几乎所有方
面承认，我们并不象从前想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依赖于其他生命，就跟树叶、
蠓或鱼依赖其他生命一样。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种表述方法就是，地球是一个
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照这样的观点看
来，我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至多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种专司信息接受的
能动组织——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我们的作用是整个生物体
的神经系统。
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依赖性。他们愿意把我们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具
有质的不同的特别物种，跟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不同，尽管我们也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
的基因、酶和细胞器。不管怎样，这种观点的深层还是有这样的意思：不管我们处于统
治地位与否，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态系统，不然，我们不可能单独存活下来。
这一意思已经相当强固，足以发起保留自然环境面貌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运动，足以关闭
不知餐足的技术开发，足以导致维护“整个地球”的运动。
但时到今日，正当新的观念似乎得势之际，我们也许要再转一次弯了。这一次比从
前经历过的转弯都更让人沮丧，更没有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被迫返回来，我们
仍然要相信新的看法，但又受着种种生命事实的制约，因而就只得生活在旧有的生活方
式中。或许，就象事情结果已经显示的那样，要想按新观念过活，已为时太晚了。
实际上，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们就是万物的主人。
这种形势真叫我们绝望。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已是21世纪的人类，非常富于新知识，
具有着万物一家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又仍是19世纪之民，穿着带钉的皮靴，踏在大自
然毫无遮盖的脸上，使它臣服，使它开化。而且，我们不能够停止这种控制的行为，除
非我们自己从山脚下消失。这真够让人为难。若真有世界之灵这东西，怕也要在这难题
面前发疯吧。
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卷入之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样坐成一圈，认真地忧
心着最好怎样保护地球的生命，这件事本身就最能表示出我们卷入控制地球上的生命的
程度。并不是人类的妄自尊大，把我们引向这一方向。这是自然界最自然不过的事。我
们就是这样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物种。
尽管痛苦，尽管不情愿，我们还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们到处生长，象一个新的
生物体盖满整个地球表面，触动和影响所有其他种类的生物，也合并着我们自身。地球
有因我们的充溢而窒息的危险。现在，我们是我们自己环境的主要特征。人类，这地球
上庞大的后生动物，被居住在他们体内的共生微生物提供的能量驱动着，按照由最古老
的、具有生命的核酸发出的指令，依靠从本质上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样的神经原获取信
息，具有柱牙象和地衣共同的结构，靠着太阳生活着。这就是人类，现在是地球的负责
人，掌管着地球，管好管坏又当别论。
可真是这样吗？你也知道，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或许，我们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
被利用的一方。
某些海洋动物变成半动物、半植物而活了下来。它们吞并海藻，海藻则把自己变成
对整个结合体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复杂植物组织。我揣想，如果巨蛤有稍好些的头脑，它
或许该为自己怎样奈何了植物界而时时痛悔，悔恨自己吞并了这么多生命，把这么多的
绿色细胞变为奴隶，而自己则靠它们的光合作用而活着。但是，对待这件事，植物细胞
兴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以最满意的条件俘虏了巨蛤，靠它组织内的小小镜片
而为自己的利益聚集着阳光。也许，海藻也会因自己以众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伤心之时
呢。
还算幸运，我们的处境或许跟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
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
取并输送能量，照看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作一定量的装饰，甚
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撤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假如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我就会很愿意扮演这种有用的角色，而不去做一种本质上
不属这地球的生灵（我们实际上似乎正在向这种生灵演进）。这将意味着，如果我们真
的认为，我们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成分，那么，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就得来一番相
当根本的改变。我们最应该忧心的环境无疑是我们自己。我们将从自己身上，发现我们
已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看到的奇观。说不定，我们甚至会承认，我们有着所有高度分化
的生物所固有的脆弱性，于是会开展一场运动，把我们自己作为濒临危险的珍贵物种加
以保护。我们不会失败。
伊克人（Iks）的小小部落，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现
在可是一举成名了。他们成了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
情味后，最终命运将是什么。两桩灾难性、决定性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一件，政
府决定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
山岭薄地的农民了；第二件，他们在此后两年期间受到一个人类学家的采访。那个人类
学家憎恶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
书的意旨是，伊克人已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
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这是他们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之后的结果。另外，这也
是我们其余的人内心的真面目。如果我们的社会解体，我们都会变成伊克人。
这种论点当然立足于有关人类本性的某些假设，而且无疑是推测性的。你必须事先
同意，人如果独自走到外界，本质上是恶的，表现出感情和同情等德行只是一些习得的
习惯。如果你取这种观点，那么，伊克人的故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观点。这些人似乎生
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
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
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
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那是
个下贱的社会。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
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那本书上写到他们常常笑，也就
是常常有人倒运。有好几次，他们甚至笑这位人类学家，而他对这种事特别反感（人们
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位学者本人并不是世间最走运的人）。更糟的是，他们把他
拉到家里，夺过他的食物，在他的门口排便，叫唤着不喜欢他的声音。他们让他过了艰
难的两年。
这是本让人泄气的书。果真象他所暗示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伊克人，那么，
我们还能继续拥有人这个称号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无休止地修补我们社会的结构。而社
会的结构这样快、这样彻底地变化着，我们会连找针找线都来不及。如果把我们孤零零
地撇在一旁，我们将变成同样的无欢乐、无热情、互不接触的孤独动物。
但这种观点恐怕太偏狭。伊克人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极其令人惊讶
的。那位人类学家在别处从没见过他们那样的人，我也没见过。你会想到，如果他们就
是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本性，他们本应更容易了解。相反，他们是古怪的，反常的。我也
知道一些特殊的、难处的、神经质的、贪婪的人种，但我一辈子还没见过任何真正令人
始终厌恶的人。伊克人听起来更象反常的、病态的人种。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不相信伊克人代表着孤立的、赤裸的、没有以社会习惯加
以伪装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某种外加的东西。他们这种不懈的、强制的排外性，
乃是一种复杂的仪式。他们这样行事是后来学会的，是不知怎么模仿来的。
我于是有一次说：伊克人发疯了。
孤独的伊克人，在被毁的文化废墟中被孤立起来。他们已经为自己建起了一种新的
防御。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吃不开、兜不转的社会中，你也会建立自己的防御的，伊克人
就是这样行事。每一个伊克人成了一个团体，是人自为战的单人部落，是一个选区。
这样一来，一切都各归其所了。难怪他们看起来有几分眼熟。我们从前见过他们。
大大小小的团体、机构，从委员会到国家，恰好正是这样行事的。当然，正是人类的这
一方面落后于进化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伊克人看起来这样原始。他极端自私，一毛不
拔，就象是一个成功的委员会。当他站在自己茅屋的门口长篇大论地大声辱骂邻居时，
就象是一个城市在向另一个城市讲话。
城市具有着伊克人的全部特征，在人家门阶上排便，在自己和别人的河湖里排便，
到处倾倒垃圾。它们甚至设立机构来遗弃老人，把他们弄到人看不见的地方。
国家是最象伊克人的机构了，无怪乎伊克人看上去这样眼熟。在极端贪婪、强取豪
夺、无情和不负责任等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国家了。国家在本性上是孤独的，
以我为中心，离群素居，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感情这东西的。真的，没有哪个国家爱
过另一个国家。它们从各自的门阶上叫骂，往整个大洋中排便，抢夺所有的食物，靠仇
恨而生活，对他人幸灾乐祸，为他人的死亡而庆贺，为他人的死亡而生存。
就这么回事。我不再为那本书心忧了。它并不意味着人的内心是个孤独的、非人的
东西。他没有什么不对劲。那本书只是说出了我们一向知道、但还来不及心忧的东西，
说我们还没学会在聚群而居时如何保持人性。伊克人绝望之下露出了这种败相，或许我
们应该给以更密切的注意。国家这东西已变得让人不可思议，想一想太可怕了。不过，
我们或许可以从观察这些人而学到些什么。
你造得出差不多象人一样的计算机。在某些方面，它们是超人：它们可以在棋盘上
杀败大多数人，眨眼之间记住整本电话簿，能谱某种音乐，能写朦胧诗，能诊断心脏病，
会向为数众多的方面发送私人请帖，甚至还会一时发疯呢。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设计一种
计算机能在解决难题时转念再用另一个办法，或突然发出大笑。但这样的计算机说不定
真会问世。迟早有一天，会出现真正与人一样的硬件，出现一些嗡嗡叫、嘁哩咔嚓响的
大盒子，聪明到能读杂志，能选举，脑瓜转得极快，快得我们没法比。
这可能吧，但至少一时还不会出现。我们有一天会开始为我们自身这软件开辟禁猎
区和保护区，以免我们象鲸鱼一样消失。但在此之前，我有一说，可使诸公稍安勿躁。
即使有一天，技术成功地造出象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机器，能干我们所能干的一切
事，它顶多还是一个单人，实际上，这不顶什么事。要跟我们比，它们得有三十亿，还
得有更多的不断走下流水线。我怀疑是否有人能花得起那份钱，更不用说腾得出那样大
地方。即使真能造出那么多，它们还得用电线统统连起来，连得那么复杂，那么微妙，
象我们一样，互相之间进行交流，一刻不停地讲着、听着。如果它们不能在醒着的全部
时间内这样彼此相对，它们就毕竟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人。我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
内，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的最神秘之处在于我们的集体行为。除非我们理解了这种神秘，不然就造不出
象我们一样的机器。而我们现在离这种理解还很远。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花时
间互相传送信息，一边讲话，一边专心听话，进行着信息的交换。这似乎是我们最紧要
的生物学功能，是我们毕生的事业。临近末了时，我们每个人都积蓄了惊人的一堆信息，
足够让任何计算机忙死。其中大多数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输出的信息比
收集的还要多。信息是我们的能源，我们被它所驱动。它成了巨大的企业，成了自己说
了算的能量系统。我们三十亿人都由电话、收音机、电视机、飞机和卫星联系在一起，
利用大众传播系统、报纸、期刊长篇大论地讲话，从高天撤落传单，从别人谈话的边上
插话。我们越来越成为环绕地球的电网、线路。如果长此下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计算
机，它会取代所有的计算机，它能把世上所有的思想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合胞体。
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双向的谈话了。今天下午你讲的一切，都会向四面八方传播
出去，不到明天就传遍全城，不到星期二就传遍世界，快至光速，一边传一边变调，形
成始料不及的新的信息。最后，它出现在匈牙利时成了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笑话，成了
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一首诗，或者竟成了巴西什么人讲话中间的一个长时停顿。
我们进行大量的集体思维，大概比任何社会性的物种都要多。尽管这种思维几乎是
秘密进行的，我们并不公开承认这一天赋。我们不象昆虫那样因进行集体思维而备受赞
美，但我们仍是这样干着。我们能毫不费力、不加思索地在一个寒暑之内，在全世界改
变我们的语言、音乐、风尚、道德、娱乐，甚至改变穿着的时尚。我们似乎是通过一个
全面的协议这样作的，但这里不用表决也不用投票。我们只是一路想下去，到处散播着
信息，交换披着艺术外衣的密码，改变想法，改变自身。
计算机玩不了这一层次的事。这对它是不大可能的。而这也没什么坏处。如果它玩
得了这个，那我们就该打主意争取对自身的控制权，以便作出长治久安的大计，否则那
就一定是我们的末日了。那会意味着，某一才智过人、消息灵通、当然还有计算机引路
的集团，将会动手决定五百年后人类社会该是什么样子，而其余的人将以某种方式被说
服而跟着他走。到那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就要嘎嘎响着停下来，我们就将永无尽期地停
滞在今天的辙里。
倒不如不要什么管辖，走出自己的路。前景如此多趣而多险，不能交托给任何能预
知后事的可靠代理人，我们需要失足跌交的一切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留自己
相互联系着的大脑的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的性质，就能象过去一样，让所有的选择
都敞开在我们面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来监察我们能干出些什么事，那敢情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变
化发生时就意识到变化，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大梦醒来，才吃惊地发现，过去的一个世
纪一点也不象我们原先想象的样子。也许计算机可用来有助于此，但我仍然心下怀疑。
你作得成城市模型图，但你会知道，这些城市是理性分析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你试图用
常识预测未来，事情会搞得比先前更乱七八糟。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城市是人类最集
中地群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施加着影响。城市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
不能理解城市运行的奥妙，我们就不可能十分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社会。
不过，你还是会认为总会有某种理解的途径。地球上人类的大脑群集在一起，看起
来就象个统一的、活的系统。麻烦之处在于，信息之流大多是单向的。我们都着迷于尽
快地输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觉机制。我承认，我很少感觉到人类的头脑里想的
是什么，还不如我感觉到一只蚂蚁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更多些。大家来想一想吧，这也许
会是个很好的出发点。
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十年间，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
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
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我们仍
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
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
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
把我们的科学冠之以“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大词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们愿意向人
们讲，大家都属同一个研究领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学跟
癌症的治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们不妨直说：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
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学政策，今天它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把医
学上实用科学发展的缓慢归因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这是华盛顿当局的一种时髦作法。据
云，如果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大家更郑重其事地注意实际应用的发明，我们就能更快地
达到我们的目标，据说这样也更实惠、更省钱。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作“寻的”
（targeting）。我们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实效的科学。基础研究可
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据说，这正是时下的新趋势。
这种看法有个问题：它认为，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有了一宗很可观的可用信息，这些
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医学还远没有达到能普
遍用于解释疾病机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们象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蓬勃发展，
进入新的领域，但在工程方面并没出现相应的进展。很可能我们就要产生一门相当的应
用科学了，但不得不说，毕竟迄今还没有产生。对于制定政策的人们来说，一个重要的
问题是，应该让这门科学自然出现呢，还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钱的影响力来加快它的出
现。
这里存在一些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烦，而现在又可能在自我更多
同类的麻烦。自从有了医疗这一行当，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陷井里打转转。我们
豆古以来就有这个习惯，这就是有一点机会和希望就要试一试。这种观念有时是以经验
为依据，有时则是异想天开。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法子并不灵验。放血、拔
火罐和腹泻疗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还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让我们难堪。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让一些类似的技术代用品捉弄着。毫无疑问，在这种事上我们的动机是好的：
我们大家在集体地渴求尽快成为应用科学家，可能的话，明早一觉醒来成了才好。
然而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
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
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上世纪末叶，人
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
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象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
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膛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尚未解决的一些
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癌症或中风等，我们了解的程度可比之于1875年那时候对传染病
的了解水平，类似的关键性知识还没有获得。我们离解决问题就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
需要过那么多年，就是需要做那么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对
于任何要用更好的办法加速事情进展的意见，都必须加以虚心而严谨的细察。
全国规模的长期规划和组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实际
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全国健康学会来组织全国规模的联合攻关。今天的问
题是：它的规划是否重点突出，组织是否十分严密；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科研管理
体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标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作好安排，以后照着办就行了？
这样做看起来有条不紊，让人放心，而且也确有一些重要的难题已被这样地攻克了，
这说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势的确奏效。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
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
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
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
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如果事情不
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
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
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
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
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使结果能预期、准确地出现。
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
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
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确定性，不然就
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
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有
十足的把握，结果只是可能发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
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
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
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率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
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都成功了。
我贸然认为，若以这种分类法为依据，把有关疾病的重大难题来一番清点盘存，我
们将发现有限数目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尚可预见有几分把握。这不失为一个好
主意：一些委员会坐下来动手制订长远规划，规划出一些针对疾病的研究，把这些问题
从其他所有问题中辨认并分离出来，在这方面，运筹学的方法将是极其有用的。关于哪
些问题有把握，哪些问题没有把握，专家们定有许多争论；或许可把争论的激烈程度和
延续时间作为把握大小的尺度。不管怎样，一旦就一些适于研究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就可以运用应用科学的极其有条不紊的方法加以解决。
不过，我更其贸然地认为，生物医学方面有待进行的重要研究，绝大部分属基础科
学一类。大量有趣的事实与我们的主要疾病有关，还有更多的信息从生物学的各个方面
不断传来。新到的一大堆知识还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关联的关键线索，象一条弯
曲的小巷，每个拐角处都使人误入歧途的标志，而且还尽是些死胡同。整个领域充满了
迷人观念，无数具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试验，各种各样的新路子，条条通往问题的迷宫，
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其结果都不可预料。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也是出成果的黄
金时节。
不知道你打算怎样为这样一种活动制定井然不乱的规划。不过我想，纵观近百年乱
糟糟的纪录，你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不管怎样，得创造一种气氛，以便使令人不安的犯
错误的感觉成为探索者的正常态度。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甩掉
包袱，驰骋想象。特别要大胆承认，有些东西也许不可想象，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
同时又是真实的。
这里倒有一个好办法，你不妨到走廊里听听科研人员讲话，以了解基础研究的进展
如何。如果你听见有人说完话后再喊一声：“咳，没门儿！”然后是一阵朗声大笑，那
么，你就知道，某人的井井有条的研究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世界上动物神话中的神物，乍看之下，似乎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人们会认为，文明
的、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社会充分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它已经超越于这类想象之上。
这些动物，连同它们在其中扮演着令人迷惑不解、莫名其妙的角色的那些逸闻传说，都
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们现在已不需要这些神话动物，也不需要关于它们的神话了。格
里芬（Griffon）、长生鸟（Phoenix）、半人半马怪（Centaur）、斯芬克斯（SPhinx）、
曼提考（Manticore）、甘奈沙（Ganesha）、麒麟等等，都好象萦回不散的恶梦，而我
们现在总算把它们远远抛开了。
麻烦的是，它们当真如梦，却未必是恶梦，我们离开它们，日子可能就不好过。对
于社会来说，它们也许跟神话本身一样重要。它们充满了象征。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结构
需要它们。如果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话对，那么，神话跟语言一样，是
根据一种普遍的逻辑编造起来的。这种逻辑是人类的特征，就象筑巢是鸟的特征一样。
关于这些动物的故事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深层结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样的。它们象记
忆印迹一样植根干我们的基因之中。在此意义上，动物神话是我们遗传的一部分。
这些魔魔道道的动物，大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是违反生物学的，且都在
同一方面违反生物学。动物神话通常并不是纯凭想象，把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部分拼凑
成一个个全新的动物。相反，它们的组成部分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们的新奇和惊人
之处是，它们都是不同物种的混合。
大概正是这一特点，使得20世纪的人觉得通常的动物神话如海外奇谈。我们的最有
力的故事，是进化论。它相当于一个普遍的神话。且不管进化论是真的而神话是假的，
这一理论充满了象征，而它就是靠这个才影响了全社会的思想。照我们最新获得的启蒙
来看，传说中的怪兽岂但不合理，实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违反了进化论。它们不
是实有的物种，它们否定物种的存在。
长生鸟最象一种常规的动物，成年时完完全全是一只鸟。实际上，这是一切有羽鸟
类中最夸张、最杜撰、最多斧凿之痕的东西。它见于埃及、希腊、中东和欧洲的神话，
中国古代的凤凰也跟它一样。这位鸟中王一世五百岁，死的时候作一卵状的茧，把自己
裹起来，在其中解体，然后变成虫子一样的动物，旋而长成新的长生鸟，又要作五百年
的鸟王。其他的说法则说，此鸟死时，会突然化成火焰，然后新鸟自灰中翩然而生。成
虫说是极古老的，无疑出于一位早期的生物学家之口。
在动物神话中，这样的杂种太多了。你可以说，在远古人的头脑中，对于生命形式
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或许，在他们信仰的深处，这种移花接木象征着别的什么。神
话动物象梦露一样令人不安，但奇怪得很，它们大多数都被当作祥瑞之物。比如，古中
国的麒麟，身体是鹿，遍体鳞甲生光，有一条奇异的毛密的尾巴，偶蹄，短角。谁要是
看见麒麟，便是福星高照，假如你能骑上麒麟，你就会万事如意。
甘奈沙是最古老、最熟知的印度教神祗之一，身体象一胖人，有人一样的四肢和一
个神情欢娱的大象的头。据认为，遇到难处时，向甘奈沙祈祷是最灵验的。
并非所有的神话动物都与人亲善。但即是有敌意的神话动物也有些悦人之处。曼提
考狮身人首，尾端生着毒蛇的头。它张着巨爪和三排牙齿的口，到处窜跳着寻找猎物，
但鸣声却如银萧，美妙极了。
如果不考虑所用术语的不同，那么，有些动物神话里竟有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痕迹呢。
在古印度有一种传说，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由雷电和沼气而生的。这种初始
的生物很符合我们关于第一个细胞是由有膜包裹的核酸形成的原核构成的理论。神话中
没有描绘、也不可能描绘那个印度生物是什么样子，只说它觉出自己的孤单，畏惧死亡，
极想得到伙伴，于是它就膨胀，内部重新安排，终于裂成相同的两半，变为两头牛，一
牝一牡，交配，又变为两匹马，也是一牝一牡，如此这般，直到变为两只蚂蚁。于是，
地球上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生物。这故事未免太简单化了，象速记符号一样简单，难为精
细的现代科学所用，但其中的神话色彩则依稀可辨。
在最早的神话系统中，蛇的形象反复出现，总是作为宇宙生命和造物绵绵不断的中
心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东部国家的一种祭瓶上，绘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巨蛇，
彼此缠绕盘结，构成双螺旋，代表着生命的起源。它们是生命最初起源复制出的两部分，
奇妙的是它们是同源的生物。
秘鲁有一种神祗，绘在公元300年间的一个陶罐上，据传是农事的守护神。他的头发
是一条条蛇，缠绕成辫状，用一些翅膀作为头饰。体侧及背部丛生着各种植物，口里则
生出象某种蔬菜的东西。其总的形象粗犷蓬乱，但本质上却是与人亲善的。谁能知道，
这种出自想象的东西还真是一种实有的动物，这就是几年前《自然》杂志里描绘过的Sy
mbiopholus。这是新几内亚北部山中的一种象鼻虫，这种象鼻虫与几十种植物共生。那
些植物生长在它的甲壳的凹龛和裂纹中，把根一直扎到它的肉里。在那片肉体植物园里，
还有螨类、轮虫类、线虫类和细菌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象鼻虫不妨用来预兆好运。
用不着引经据典，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受食肉类动物的袭击，安享高寿。没
有东西吞食它，因为这个系统不象动物又不象植物，其貌不扬，其味不佳。这种象鼻虫
只有三十毫米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拥有制造神话的资本。
或许，我们应该在四周找一找，看有没有其他候选者。依我之见，我们该用新的动
物神话来取代种种旧的动物神话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微生物神话，如果我们要寻些隐
喻，那么我能想出好几种生物可以用来满足这一需要。
第一种是Myxotrichaparadoxa。这是一种原生动物，本该出名而没有出名。这种动
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一股脑地讲给我们听。它的纤毛其实不是纤毛，而是一个个螺旋
体。在每个螺旋体基部的附着点上，有一个椭圆的细胞器，植于myxotricha膜中。这个
细胞器其实是一只细菌。实际上，这种生物不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集团，一个组合。
Myxotricha给我们讲述的故事象任何一种神话一样有深度，一样有深刻的寓意。这
种生物进化在我们大家后面，它还处在进行集合的过程中。我们的纤毛早就放弃了独立
存在的地位，我们的细胞器现在已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但控制着我们细胞的各个部分的
基因组还是不同的基因组，住在独立的居室里。严格说来，我们仍然是一些组合。
还有一种原生动物叫做blepharisma，它讲的长长故事是关于复杂生命的危险性和易
错性的。称它为blepharisma，是因为在它口腔的周围生有明显可见的长有纤毛的膜，很
容易让人想起眼的睫毛（blepharidos）。整个神话般的故事是吉斯（Giese，A.C.）的一
本书里描述的。Blepharisma比myxotricha走得远一些，但还不够远，还是要摔跤子。它
有三组不同的自我复制的核，每组中的DNA都起着不同的作用：一个大核，掌管受伤后的
再生事宜；一组（八个或更多）小核，含有繁殖所需的那部分基因组；还有许多微小的
核，纤毛就是从这些核生出来的。
这种生物的一部分产生一种呈粉红色的色素，现称作blepharismin，它跟金丝桃蒽
酮以及某些其他光敏化植物色素相似。Blepharismin通常不找麻烦，但一旦这个生物游
入阳光中，这种色素就立刻把它杀死。在某些条件下，blepharisma周围的膜解体，变得
可以自由游离，好象脱掉的皮壳一样，使那个生物成为透明的白化体。闹饥荒时，单个
的blepharisma会吞食邻居，然后膨胀得很大，变成一个吞噬同类的巨人，简直就是挪威
传说中的魔鬼。显然，这种生物仍难协调自身的各个部分，在集体中也很难跟其他的bl
epharisma相处。
另外，还有无数植物和动物的结合。这些生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其中的绿色植物
细胞为整个生物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气，而自己也得到一份能量作为回报。这真是最公
平不过的结合。每当草履虫没有食物时，它只需呆在有阳光处，这样，它的体内绿色共
生物就会象叶子对待整株庄稼一样为它提供养料。
细菌是组办联合企业的巨子。其寄主的生命全靠这些企业。根瘤中的固氮根瘤菌，
昆虫的菌胞体，许多动物消化道中产生酶的微生物群落等，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十分均
衡的共生物。
这些故事的意义也许跟中世纪的动物神话基本一样。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
向，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
就一块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众生之道吗？
这一倾向的最简单、最壮观的标志，就是细胞融合这一新现象。今天的分子遗传学
很借重这一实验室技术来取得研究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反生物学的一种现象。
它违反了上世纪最基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重要。
任何细胞，不管是人的、兽的、鱼的、鸟的或虫的，只要给予机会和合适的条件，跟任
何其他细胞——不管多么天差地别的——在一起接触，都会与之融合。细胞质会毫不费
力地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胞核会结合，于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细胞，
有着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组，准备双双起舞，准备生儿育女。这是一个喀麦拉[译注
3]，一个格里芬，一个斯芬克斯，一个甘奈沙，一个秘鲁神，一头麒麟，一个预兆好运
的灵物，一个得到整个世界的心愿。
有一种观点认为，群集的社会性昆虫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庞大的、多生命组成的生
物。这些生物具有一种集体的智慧和善于适应的天性，这种智慧和适应力远远高于个体
的总和。这一想法始于著名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MortonWheeler）的一
些论文中。他提出“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这一术语，以描绘这种组织。从191
1年到50年代前期，这一思想被列为昆虫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吸引了昆虫学圈外许多热心
人的注意力。米德林克（Maeterlinck，M.）和马雷（Marais，E.N.）写了几本畅销书，书
的基本观点认为，在蚁穴和白蚁巢中的某个角落，必定存在一种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这个想法突然不时行、而且不见踪影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
在昆虫科学激增的文献里，几乎没有一处提起它，没有人谈论它。不只是因为这一想法
被人忘记了；倒似乎是这种想法提不得，提起来让人难堪。
这件事很难解释。那个想法并没有显得错到哪里去，也没有与其他任何更容易接受
的想法相冲突。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拿它来好干什么。
那时它在知识界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昆虫学作为颇有力量的开拓性科学刚刚兴起、
刚能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的时候。它俨然成了新还原论的范式。那一巨大思想——个体
的生物可能在与一个密集社会的联系中自我超越，是新技术无法处理的，它也没有提出
新的实验或方法。它只是横在当道，只不过被落叶般的论文所覆盖，需要有启发性的价
值衡量才能使之幸存。而缺的就是这个。
Holism（整体论）这个生造的词一向被用于“超有机体”这类概念。人们思忖，是
否就是这个词吓退了某些研究者。这个词的确是面目可畏。简·斯马茨将军（JanChri
stiaanSmuts，1870－1950，南非）1926年杜撰了这个词。当时，如把它写成wholism也
许会好些。Wholism在词源上完全合格，而在我们这种世纪，它会因足够世俗而能幸存下
来。然而，既写成现在的样子，其前途就可忧了。Holism这个词见于某些科学词典，但
还没有收入大多数标准的英语词典中。牛津英语大辞典增编里收了它，这是重要的，但
还不足以保证它存活下来。弄不好它会随超有机体学说一块儿灭亡，
对这事我不能置一词。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自行发展，推动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
是让它呆在那儿吧。
然而，问题可能在于，有人推过它，但推的方向错了。依照惠勒的标准，蚂蚁或白
蚁、蜜蜂、群居性黄蜂的群落，可能实际上都是超有机体。但在目前，就昆虫来说，很
可能这就是信息线的终点了。或许，如果你把这种理论用于另一种社会性物种或较易对
付的物种，路子会顺一些吧。这样的物种是有的，比如说，我们。
有件事长期以来让昆虫学家心烦。这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干预他们的事务：
总是用人类的行为来为昆虫行为提供解释。昆虫学家花了大力气向我们解释，蚂蚁们根
本不是人类的小小机械模型。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所确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
没有一条有可能解释蚂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应当过问蚂蚁的事，那是昆虫学家的事。
至于蚂蚁本身，很显然，它们才不需要我们的教诲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其意而用之。比如，走运的话，蚂蚁的集体行为，
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问题。
这方面有着许多可能性。但只要想一想一个由上百万的蚂蚁组成的蚁群群落营造巢
穴的情景。每一只蚂蚁都在不停地、强制性地工作着，把自己那部分工作干得精益求精，
却一点也不知道别处正在营建着什么东西。蚂蚁就这样度过短暂的一生，而它为之工作
的事业对它来说则亘古永存（蚁群每天死亡百分之三到四；大约一月之内，一代蚂蚁就
销声匿迹，而蚁穴则可存续六十年之久；若无天灾，则永世不坏）。蚂蚁们在一片混乱
之中精确无误、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蹒跚地越过一只只蚂蚁同伴，衔来一点点细枝和泥
土，把它们准确地排列成合适的形状，好给蚁卵和蚁仔们保暖和通风。但孤立起来，它
们一个个都那么柔弱无力。这样看来，在人类活动之中，只有一件事能与之媲美，那就
是语言。
我们制造着语言，一代接一代，延续了无数代，却不知道语言是怎么造出来的，也
不知道造完时——假如还能造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这件工
作最具有强迫的集体性，最受遗传程序所规定，最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独有，同时也
是最自发的工作，我们干起来也是准确无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营管语法的DN
A，有营管句法的神经原，什么时候也不得停止。我们摸爬攀越，经过一个又一个文明时
期，变着形，到处造出工具和城市，而新的词汇随时都在跌跌撞撞拥挤而出。
那些词汇本身也令人惊异。每个词都是完美地为其使用目的设计出来的。旧词和较
为有力的词是膜状的，塞满了层层不同的意思，象是一个词构成的诗。比如articulate
d起先是划分为小关节的意思，后来不知不觉有了成句说话的意思。有些词在日常使用中
渐渐改变，直到变化完成时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一些副词中的-ly，如ably
（得力地）、benignly（慈祥地）等词中的后缀-ly，几百年前刚出现时是用来代替lik
e（好象）的。后来，like经过销磨，成了个后缀。通过类似的过程，love-did（古英语
love（爱）的过去时）.后来变成了loved。
没有哪一个词是我们认识的哪个人造出的。它们只是需要时在语言中出现。有时候，
一个熟悉的词会突然被人抓起来，用来指一件很奇怪的东西：今天，奇怪（strange）这
个词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词。原子物理学家需要它，用它来代表一种衰变极慢的粒子的性
质。现在，这种粒子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particles），它们具有“奇异数”
（strangenessnumber[s]）。这种旧有的熟词突爆冷门现出陌生面孔的事，我们已认为
稀松平常。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几千年了。
有几个词是我们当代的几个独居人造出来的，比如Holism是斯马茨造的，Quark（夸
克粒子）是乔伊斯（Joyce）造的。但这类词中的大多数具有异国风味，是昙花一现的。
一个词要真正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词，那需要大量的应用。
大多数新词是由原有的其他词演变的。语言的创造是一个保守的过程：旧物翻新，
很少浪费。每有新词从旧词脱颖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象气味一样在新词周围萦绕不去，
诡秘莫辨。
创造Holism的人意思很简单，不过意指若干生命单位的完整组合。只因它貌似holy
（神圣），便暗示了“在生物学方面超自然”的意义。追根溯源，那个词来自印欧语中
的词根kailo，意为整个（whole），也有未遭打击、未着伤之意。数千年来，它嬗变成
hail（whole的古语）、hale（whole）、health（健全）、hallow（使神圣）、holy
（神圣）、whole，还有heal（愈合），直到现在，这些词义在我们头脑中还是同往同来。
“Heuristic”（启发式的）是个更专门、用途更单一的词，它来自印欧语中的wer，意
思是寻找。后来，出现于希腊语中，成为heuriskein，于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
就喊出了Heureka（我找到了）！
来自印欧语的还有两个容量颇丰的词：gene和bheu。每—个词简直都是一个蚁丘。
我们已经由这两个词建造了万物这个概念。起初，或者说从有案可查的时候，它们的大
意是存在。Gene意思是开始、生育，而bheu则指存在和生长。Gene依次变成kundjaz（日
耳曼语）和gecynd（古英语），意为kin（亲族）或kind（慈）。Kind开始指亲属关系，
后指高的社会地位，再后来变成了Kindly（慈祥地）和gentle（优雅）之意。与此同时，
gene的另一支成了拉丁语的gens（氏族），后来成了gentle。它同时也表现为genus（种
属）、genius（天才）、genital（生殖的）和generous（宽宏大量的）。然后它变成了
nature（自然）（来自gnasci），但仍然包含着它的内在意义。
就在gene演化为nature和kind的时候，bheu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的一支变成了
日耳曼语中的bowan和古挪威语中的bua，意思是生活和居住，然后成了英语中的build
（建设）。进入希腊语，成了phuein，意为产生和使生长，后来成了phusis，这是意指
自然的另一个词。由phusis又生出physic，physic开始意为自然科学，后指医学，再后
来成了physics（物理学）。
这两个词发展演化到了今天，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合在一起囊括宇宙间万物。这种
词可不是随便一找就能找到的。它们也不能被从零造起。它们需要活过很久才能表示意
义。C.S.刘易斯（Lewis）在讨论词汇时写道：“万物是不可言传的论题。”词本身必定
显现出长期使用的内在标记；它们一定包含着自己的内部对话。
这些年来，自然和物理两词在其现存意义上，早就被我们头脑通过某种猜测联系到
了一起；在今天这种时候，知道这一点可让人心里踏实些。萦绕在它们周围的其他词令
人迷惑，但看起来挺有趣。如果你松松种儿，所有这些词就都会掺和到一起，变成一种
可爱的、令人不解的东西。“Kind”是亲属，但它又意指自然。Kind跟gentle原是一个
词，啊，老天爷，物理自然是自然，但是慈（kind）竟然也是这个词。在这迷人的结构
中，就包含了极其古老的猜测，诸多古老思想在其中混响着。
大约部分是由于语言的魔法吧，有些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作到殊途同归。一个14
世纪的女隐士叫作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ofNorwich）就此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以至
于一个物理学家最近在一篇从自然科学角度评论当代宇宙论物理学的文章的导言中引用
了这段话：“他给我看一样小东西，有榛子那样大小，放在我手里，象球一样圆。我就
在手里用我的眼光看着它，想：这是什么东西？所得到的笼而统之的回答是：它就是被
创造的一切。”
“Stigmergy”是一个新词。格拉西（Grasse，P.P.）新近创造了这个词，用来解释
白蚁的筑巢行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动物的复杂活动。这个词是在几个希腊语词
根的基础上造出来的，那几个词根的含义是“激发工作”。格拉西意图表明，是工作成
果本身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指令。他是在长期观察白蚁筑巢行为后得出这一结
论的。除了人造的城市外，白蚁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庞大的建筑了。如果白蚁站在巢
边照个相，而我们据此来评价一单个白蚁，那么，它相当于一个纽约人，而比洛杉矶的
居民显出更好的组织感。非洲大白蚁（Macrotermesbellicosus）的垤穴，有的高达十二
英尺，直径达百英尺，一窝里生活着几百万只白蚁。在穴的周围，聚集着较小的、较年
轻的蚁垤，好象城市的四郊。
巢的内部好象一座三维的迷宫。其中有螺旋式的回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顶，通风
良好，还有空调。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种植园，白蚁靠从这些园子获得营养，也许还用它
作取暖设备。有一个圆形的拱顶宫室里住着蚁后，这个室就称作后宫。整个设计的基础
单位是拱券。
格拉西为了解释这些细小、盲目、相对来说没有头脑的动物建造形体如此庞大、内
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词来描绘它。是每一只白蚁都有着
一份图纸，还是那详细到每个拱顶的整个设计都编码于它的DNA？或者，由于这么多小小
脑袋互相联系，整个群体便有了可与大承包商相比的集体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
分是木质素，是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象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
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着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后来，
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来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给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
一定的高度后，建筑停止了，直到近处建成了别的柱子，他们才重新活跃起来。这时，
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得匀匀的，然后合拢，一个拱券建成了。于是，几只白蚁又开始
建造另一个拱券。
构造语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原始的印欧语系的人偶然凑到一起，胡
叫乱嚷着。有一次是被蜂包围了吧，其中一个突然嚷道：“Bhei——！”这时，其余的
人就采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作成了。不过，这是一种有
局限性的、过于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音素当作木屑，意味着语法的深层结构是由象
粘固木屑的某种粘合剂作成的。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语言只是活着，象一个生物一样。我们谈论活的语言时，彼此讲述
的就是这件事。我想，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相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
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
语言生长、演化、身后留下化石。单个的词象动物的不同的种，突变时有发生。不
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成词
酷象亲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则是隐性的。一个词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现型，但它还有
一个深层的、不变的意义常常隐藏着，那就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话，遗传学的语言可用来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描述语言
的遗传。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的种种独立的语言可能原是一种语言。
操这一语言的人们由于迁徙而分离，这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可与达尔文在加拉
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形成相比较，各种语言成了不同的种，跟始祖保留着足够的相
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属一族的相似性。种种不同的语言一直在变化着，变化的原因
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偶尔与自己的语言孤岛之外的人接触，还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性质，使得它们看起来、摸起来都象是活的、会动的、具有自
己头脑的生物。要感觉这一点，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词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语言——
原始印欧语——的词典，把它们查出来，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
有些词始于印欧语，后来涌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词意为神
甫。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神甫的称呼；进入梵语作
brahma，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意为看见，后来有了智慧和机敏的内涵。
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
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
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
Beudh一词走了同样曲折的旅程。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语成了beodan，意为预
兆。在梵语作bodhati，意为“他醒了”、“被启蒙”，于是有了Bodhisattva（菩萨）
和Buddha（如来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来自印欧语es，意为“存在”或“是”，后来进入梵语，
成了sat和sant，同时也成了拉丁语里的esse和希腊语里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词的后
缀-ont，意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欧语中的bhag，意为分享；进入希腊语变成phagein（吃），进入古波斯语作bak
hsh（小费）——后来生出baksheesh（小费）；到了梵语，因为bhage有好运的意思，它
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来自gei，意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语，尽管听起来不太象。Krishna（黑天）是毗湿奴
的第八化身，名字来自梵语krsnah，意为黑人。这个词来自印欧语kers，意为黑色（ke
rs亦产生了cnernozem，意为黑色的表土，递经俄语词chernyi而来）。
这样例举下去显然无休无止，它可以耗费人的一生。幸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几代
比较语言学家已经将其一生投进去了。威廉·琼斯（WilliamJones，1746－1794，英）
1786年发现了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从那时起，他们的研究就进入科
学之境了。1817年，弗朗兹·博普（Franz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书，从
此大家承认，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所有语言之间联系如此密
切，那么，早先一定存在过一种共同的始祖语言。从那时起，这门科学就大致跟生物学
平行发展着，只不过不象生物学那样大张旗鼓罢了。
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用负责的门外汉可以不断找到神秘兮兮的乐趣。有一个直通
通的问题，比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那个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纸面上的四字
母脏词[译注4]是怎么来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会提出令人难堪的新问题。现在
我们就词论词。它来自peig。这是个让人厌恶的、刻毒的印欧语词，意为邪恶和敌意，
咒骂话中少不了它。后来它成了poikos，再后来变成日耳曼语的gafaihaz和古英语中的
gefah，意为仇敌。在日耳曼语中，它从poik-yos又变成faigjaz，在古英语中则为faeg
e，意为注定要死，于是生出fey（苏格兰语，意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语中，它又成
为fehida，于是有了feud（世仇）一词；在古荷兰语中则为fokken。不知怎的，从这些
词出发，它变成了英语中最厉害的骂人话之一，意思是“不到时候你就死！”现在，这
一出不得口的恶意已经深埋在那个词的最里面，而其外表则显示它自己不过是一个脏词。
Leech（水蛭，蚂蟥）是个迷人的词。它是一个指医生的古词，同时又指水生动物水
蛭（Sanguisugus），古代医生用它吸吮人血而治病。两个意思天南地北，但这里却发生
了类似生物拟态的现象：作为医生的leech，是用leech这个虫子来治病的人；leech这个
虫子又成了医生的标志。作为医生的leech来自印欧语leg，意为收集，这个词派生出许
多意为讲话的词。Leg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lekjaz，意为会念咒语的人、巫士。在古英语
为laece，意为医生（在丹麦语中，医生一词仍为laege，在瑞典语中为lakare）。由于
leg有收集、挑选和讲话等意思，于是产生了拉丁语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讲课）
和legible（字迹清楚易读的）等词。希腊语中，它成了legein，意为收集和讲话；leg
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词由此而生。leg在希腊语中进一步变为logos，
意为道理。
上述一段演变史听起来头头是道，凿凿可信，医生们会乐意读一读。然而，另一种
leech，那种虫子，依然存在。它的来历还不清楚。不过，它在语言中的演变跟作为医生
的leech同时开始，在古英语中以laece和lyce出现，这两个词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虫
子，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它还有了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别人的血肉而生活。
后来，大约受了中古英语AMA[译注5]的影响，leech一词渐为那虫子所专有，而医生则称
为doctor，来自Jek，意为接受，后来意为教导。
Man（人）这个词没有发生变化。在印欧语中就是man，意义相同。但另外两个表示
人的词却是来历蹊跷。一个是dhghem，意为土；它在日耳曼语中变为guman，在古英语中
为gumen，在拉丁语中则成为homo和humanus。从这些词，我们有了human（人类）和hum
us（腐殖质）。另一个表示人的词含有同样的警诫之意[译注6]，但却把讯息倒传回来。
这个词就是wiros，在印欧语中意为人，在日耳曼语中为weraldh，在古英语中为weorol
d，后来令人吃惊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词。
搞这门科学看来真不容易。你会想，一个表示土的词产生出一个表示人的重要的词，
而表示人的一个古词后来成了表示世界的词，那就可能发现表示土的其他词也会有平行
发展的情况。否：印欧语中倒是有一个词ers后来变成了earth（土），而据我所知，人
们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种动物的词，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兴在我钻进这门学问之后，我的大脑有着半透性的记忆力。假如你不得不一
边讲英语一边在脑子里还要把所有单词的词根过字幕一样过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欧语那
里去，那你免不了从自行车上栽下来。说话是件自动的事。你也许会一边说话一边寻找
字眼，但你的大脑里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对这些代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
假如你硬要去想什么印欧语，那保你会时时语塞，或者会唠叨不清（babbling，来自ba
ba，意为说话不清；在俄语为balalayka；拉丁语balbus，意为笨伯；古法语baboue，后
来产生了baboon（狒狒）；希腊语barbaros，意为外来的或不礼貌；梵语babu，意为爸
爸）。不一而足。
在探讨stigmergy一词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在寻找有没有别的词表示刺
激和激励工作，结果遇见了toeggon（督促，鼓励）。这里的egg来自ak，表示锋利，在
日耳曼语中加了后缀为akjo，意为刀锋；在古挪威语为akjan，具有了egg的意思，亦即
刺激、刺棒；同一个词根到了古英语，出现了两个词：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
orn，这里又节外生枝了，它来自greno，指粮食，后来到了古高地德语成为korn，在拉
丁语为granum，在古英语为cyrnel，于是生出kernel——谷粒）。不过，从ak来的egg和
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来自awi，意为鸟，到了
拉丁语成为avis（鸟）和ovum（蛋）（当然，不知先有鸟还是先有蛋），在希腊语中成
为oion，与spek（看见）合并为awispek，意为“观鸟的人”，它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a
uspex，意为观察飞鸟预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起先是ous，后来成为日耳曼语的auzan、古英语的eare、拉丁语
的auri；演变的途中与sleg（松弛的）结合，成为lagous，意为“耳朵下垂的”，这个
词后来成为lagos，这是希腊语的“兔子”。
一旦上了这条路，你就没法停下来，甚至想回转原地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
scultation（听诊），听诊是医生（leeches，来自leg）谋生（living，来自leip）的
手段，除非他们是法律界的（legal，来自leg）leeches，但顺便补充一句，这些leech
es跟律师（lawyer，来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儿。[译注7]
行了，这些就足够了（enough，来自nek，意为获得，后为日耳曼语的ganoga和古英
语的genog，还有希腊语的onkos，意为负担，于是有了oncology——肿瘤学），对此你
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来自gene）概念（idea，来自weid，后来成为希腊语的wides
ya又变为idea）了。不过也很容易断了思路（thread，来自ter，意为摩擦、绞——twi
st，兴许termite——白蚁也是从这里生的呢）。——喂，你在听着吗？
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之中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于是你
会想，仅仅在这世界上存在这一件事实，就会让我们大家惊喜莫名。遗传学上的各种可
能性多得惊人，而可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
没运气。
若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存在在统计学上的几率更是小得惊人。整个宇宙之间，
物质的可预测的常态乃是随机性，是某种大致的平衡。各种原子及其粒子乱纷纷四散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则是完全组织好的物质结构，每一条共价键都有信息在蠕
动着。我们活着，靠的是在电子被太阳光子激发的一霎那就捉住它们，偷来它们每一次
跃迁时释出的能量，把这些能量存入我们自己错综复杂的回路里。我们的本性是违反概
率的。能够有条不紊地这样做，又是这么千态万状，从病毒到巨鲸一起都这样做，这是
极其不可思议的。而在我们生存的数十亿年中成功地继续了这一努力，没有漂回到那随
机状态，这简直就是数学上的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使我们这一物种的每一个成员都保持自己的
独特性。每一个人此刻都是三十亿中的一个，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
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
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这么讲下去，你会
觉得越来越惊异。
我们活着而没有怎么感到惊异，这件事实大概并不令人惊异吧。毕竟，我们对于不
可思议已经惯见不惊了。我们生于斯而长于斯，已经象安第斯山里的土民一样，适应于
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惊异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组成我们的
粒子都还要回归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其实并不象看上去那样，是一些绝对的、纯粹的实体。
我们有种平凡感，这也使我们的惊异减轻。诚然，在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中，有一些证据
表明我们有生物学上的隐私（比如，除了同卵双生子以外，三十亿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之
间，他们的身体对对方细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认并且排斥），但在我们的头脑中，
却存在某种滑动。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的头脑在任何程度上有着象由指
纹或组织抗原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性。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
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务。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其他头脑里已经想过的
东西的直接结果。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
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想想这一点，可真是令人惊讶。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
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个神话的一门科学。如果你能用某种类乎放射性同位
素的东西，给我们周围象浮游生物一样不断游动的所有人类思想的片片断断都作上标记，
也许你能从整个过程中看出某种系统的秩序吧。但为什么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上去又几乎
完全是杂乱无章的呢？那你这种视象一定有误。如果说，我们拥有这样复杂、有时看起
来这样强有力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
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帐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
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
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象在香港
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象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象今天流行的所
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
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
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
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
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候还极其短暂，不
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
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
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
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
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结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
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
么几个，他们象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
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器，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
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
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
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
是前额有了新的大脑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
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
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
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
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
方。
这本书讲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题目。一个博通古今哲学的学问家，对它
一定大有可说。可译者却是一个普通的、顶多是个热情的读者，对它决无评判的力量。
这里仅就所了解到关于作者的一鳞半爪，写出如下译后记，或许能使愿意看完的读者不
觉得枉费时光。
医生、生物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
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
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
他辗转并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
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
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
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
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
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
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
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
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
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Viking
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
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
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
用以补贴不足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
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
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
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
这些文章，我们自可当诗来欣赏。其奔放不羁的哲思，其蕴藉缭绕的结构，其字里
行间不尽的余味，使人觉得就是在读无韵的诗。不过，假如我们稍稍了解一点这些美文
背后的严肃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些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文章，更加满怀敬意
地领略其中的视野和洞见。托马斯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
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和药理
学研究等。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
词源学。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来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发和
有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写于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际，面对人们对“月菌”的警惕，
揭出了这种态度深处的人类沙文主义本质；关于计算机的一篇，是有感于其时某些科学
家对人工智能的夸大；有几篇关于医疗保健制度和科学规划的，乃是作者对于这些方面
社会问题的深思熟虑。托马斯作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1967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
委员会委员。1968年，鉴于医疗费用的增高，白宫令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现行保健制度
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马斯领导一个小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结论是，“半拉子技术”
我们负担不起。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突破这种“半拉子技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
疾病，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有风险”的基础研究。小组的报告由于越战而被
搁置。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期，连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由于反对反弹道导弹计划和
超音速飞机计划而被取消。这些文章坚持了当时的意见；过了几年，1978年，作者又在
《华尔街日报》著文，重申这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执著的
关心。
人类的种族安全面临潜在危险
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如此复杂多彩，就是因为“异质性”。由于每个生命，每个物种
的独特性，才显示它的多样化与可爱。有人相貌丑，才有所谓的漂亮与帅气；有人弱智，
才显得有人聪敏；有人羸弱，才能衬托出强壮：有人高傲，才有谦虚和蔼的可贵等等。
倘若因为生命可以复制，或基因改造的成功，造成大多数同质性高的群体，美貌和聪敏
将不再有独特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目前现存的所有物种之所以能活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基因的多元
性”。“环境”是影响生物发展极为关键的重要条件，而基因相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当环境突然改变或发生无可抵御的流行疾病时，同质性基因立刻变成物种灭绝的主因。
恐龙的灭种就是最好的证明，同质性过高绝非生物之福。结尾：人类的智慧、勇气和力
量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人类就是在这样不断解决旧问题迎接新问题
的挑战中不断前进的。
但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面对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切不可盲目
乐观。恩格斯给予人类的告诫是人们常听常新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
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
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
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
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生物技术所涉及到的是大自然的核心——生命。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涉及到人类自
身生存与毁灭的问题，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不经意中，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当然，正如前面我们讲的，我们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前进的。
问题总是不断产生的，机遇也就不断出现。挑战随时都有，但人类以他的智慧、勇气和
力量一定能战胜挑战，向着新的世纪大步前进。
基因的革命是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生物世纪的来临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历史必然。面对这一对中国人来讲似乎有些陌生的突然变化，“了解”似乎应该是第
一位的事情。我们应该从什么是基因开始，了解人类基因组计划；了解这一成就将会带
给我们的各种影响；了解生物技术时代带给我们的各种机遇和问题，理性地加以把握和
应对，这是每一个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人所应做的，也是此书的目的所在。
站在月亮上远望地球，让人惊讶得敛声屏气的事儿是，它活着。从照片上看，近景
中干燥的、备受击打的月球表面，死沉沉如枯骨。高高地漂浮于天际，包着那层湿润的、
发光的、由蓝天构成的膜的，是那正在升起的地球。在茫茫宇宙的这一方，唯它才是生
机四溢的活物。假如你能看上足够长的时间，你会看到大块盘旋的白云半掩着陆地，陆
地隐现于白云之中。假如你能看到从很远古的地质纪年的演化，你就会看到大陆本身也
在移动，看到它们在地火的推动下，在地壳的板块上漂移。看上去，地球就是一个有组
织的、自成一体的生物，满载着信息，以令人叹羡的技巧利用着太阳。
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
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
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
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们这样
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地球活起来之后，它就开始构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的目的就是处理太阳能。起初，
在地球上由水中的无机成分合成肽与核苷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遮
挡紫外线的辐射。最初的稀薄大气直接来自地球慢慢冷却时的排气过程，其中只有丝丝
缕缕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氧气。从理论上讲，水蒸汽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也能发生光解而产
生氧气，但量不会多。如尤里（Urey，H.C.，1893－1981，美）指出，这一过程会有自我
限制的作用，因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长正是氧气所屏蔽的波长。氧气的制造几乎一开
始就被切断了。
氧的制造需等待光合细胞的出现。它们生存的环境.必须有充足的可见光以便进行光
合作用，同时又必须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线的照射。伯克纳（Berkner，L.V.，190
5－1967，美）和马歇尔（Marshall）推算出，绿色细胞必须生存在约十米深的水下，很
可能是在水塘里，这些地方水比较浅，没有很强的对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说，向大气释放氧气是进化的结果。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进化乃是有了氧气
的结果。你怎么说都通。一旦光合细胞——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蓝绿藻——出现，未来
的地球呼吸机制就形成了。从前，大气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气浓度的百分之一时，
地球上的厌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胁，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带有氧化系统和ATP（三磷
酸腺苷）的突变型。有了这些，我们来到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千万种会呼吸的生
命，包括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纳提出，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新生的爆炸，象大规模的胚胎学的转化一样；两次
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
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
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
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
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幅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
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
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极其有福。氧气吸收的，正是紫外线光谱带中对核.酸和蛋白质
最具杀伤作用的部分，而同时它又允许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见光充分通过。如果不是氧气
的这种半透性，我们不会这样进化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也呼吸。伯克纳提出，氧气的生产和二氧化碳的消费，也许
存在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有赖于地球上动植物的相对繁盛，而几次冰期则代表呼
吸的暂停。植物的过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于今天的浓度，于是相应地引起二氧化
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损坏了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
为大气层保持着来自太阳的热量，温室损坏，热量就从地表辐射散失。气温的下降又反
过来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长。一阵长长的叹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伯克纳推测，这就是使大型爬行类动物所遭到的灾难。它们的块头在一个含氧丰富的大
气环境中还不成问题，但此时它们遭到了氧气耗尽的厄运。
现在，我们有离地球表面三十英里处的一层薄薄的臭氧层。它保护我们不受致命的
紫外线的损害。我们很安全，通风良好，安然无恙。如果我们能避免那些可能乱鼓捣臭
氧层、或者可能改变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的话，氧气还不是我们的大患，除非我们放手
进行足够次数的原子爆炸，去杀死海洋中的绿色细胞。如果我们这样干，当然，那就是
拉着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气是全然没有人情味的，本来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
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象葡萄酒和面包。总的来讲，天空是奇迹般的成就。它在运行
着，就它的设计功能来说，它就象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运行无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象
出什么办法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能作的，也就是偶尔把某一块云从一处移往别处。用
“偶然”来解释天空这样的宏伟建筑是解释不通的。叶绿体的出现，也许有点幸运的成
分，然而，一旦这些东西登场，天空的进化就绝对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着有替
换物，暗示着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的出路。在腮、鳔、前脑之类细节问题上，“偶然”
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会是这样。对于它，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
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它为我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
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它们被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象月球表
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
们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会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就象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