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大猜想苏三著
苏三是学英语的，后来又学日语和经济学，曾在大学教英语，现在成了真正的网络人。她不是专家，但她的敏捷、飞翔的思维，令人叹服。所谓“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是也。苏三这本书涉及众多学科：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地方志、生物学????她的语言学的“由此及彼”，她的考古学的“沿波讨源”，她的人类学的“以斑窥豹”，她的文学性的“探幽发微”，她的历史学的“暗度陈仓”，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她的家世背景、故乡生活、亲人朋友，也都信手拈来，以为佐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她的猜想，似乎不是学术，却又依乎学术、超乎学术；她不是专家，却又能为
专家之不能为。她的论证也许不够精确，立论也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她的猜想打开了另一扇通向人类文明发祥的大门，开辟了探索民族起源、文化融通的另一通道。
苏三的假说是一种文化的阐释。历史的典籍、纸上的材料是过去考据学的根基，
清代的“朴学”在这方面曾获得空前绝后的成就。近代考古学地下发掘所提供的新
材料新证据为古史研究提供了第二重证据。其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以一种新的全
球眼光，从各个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对过去的历史重新进行阐释，形成了更为
复杂深入的多重证据的研究方法。而其中文化的阐释使我们对历史、人类文明和民
族文化的起源有了更为切近真实的认识。
我坚信，多样性恰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多样性的背后是对话、交流、溶浸和融
合。
迄今为止的关于人类文明起源和民族文化起源的假设或假说都没有穷尽人类对
它的认识，一切过往的假说都将等待新的证明与阐释。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将携文明与文化在探寻的长路上永世奔行。
前言
1929年初，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在哺育了天府之国的中国南方成都平原，广
汉三星堆月亮湾，一个叫燕青保的农民，正和父亲燕道成一同挖地，开始一年的劳
累艰辛。不经意间，一锄下去，挖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崭
新一页就此翻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规模庞大的古城遗址、造型奇特的出土文物、风格迥异的文化背景，证明距今
三千多年以前，这里已具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三星堆古城遗址作为三星堆文化
的集中代表地，即使与当时商王朝都城相比也毫不逊色。
对这个奇特的文明，学界存在着种种疑问，如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
外来文化产物；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
及青铜文化如何产生；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文化何以
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属何年何代及什
么性质等。
结合世界文化史和专家相关考证数据，我认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
米特（Semites）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1]文化的遗泽。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于闪米特人没有十分统一的看法，我在本书中使用的闪米特
倾向于《辞海》中解释的第一条，即泛指古代北非和西亚人，重点以古埃及人与犹
太人为代表。
闪族人迁移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看熟悉的犹太人，把他们作为闪族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民族善于
迁徙，散居在世界各地也是公认的事实。从犹太人这里作为一个起点来开始我们的
探索旅程吧。
犹太人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民族，至今无人知晓他们祖先的准确发源地，只
知道他们与阿拉伯人一样属于闪米特人。有记载他们最早生活在两河流域，历史上
深受巴比伦文明以及北非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影响。
犹太人古代称为希伯来人（Hebrew），这其实是讹音，本来是Habiru，意为‘
渡河而来的人‘，这里的‘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以色列（Israel）也是古
代犹太人的一种称呼，来源于犹太人最早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双胞胎孙子雅各后来的
名字，传说他在格斗中被神赐名‘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的人‘。雅各的12个
儿子成为以色列人12个部族的始祖。这个时期大约在3900年前。
所罗门王统治古以色列时期，国家兴旺，人口曾达80万。公元前930年所罗门
死，希伯来王国一分为二。北方10个部落称‘以色列王国‘，南方两个部落称‘犹
大王国‘，是为以色列南北朝时期。
公元前721年，巴比伦人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占领了北以色列，掳走了北以色列
人的国王和臣民，共计2.7万人。按照古代的惯例，许多俘虏应该是以色列人的精
华，不少能工巧匠和知识分子也被裹挟。这部分人被安置在亚述全国各地，也有人
说他们大部分被流放到伊朗北部地区。总之，这些人再也没有回到以色列去，他们
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历史之谜，史称‘失踪的以色列10个部落‘。
前后有许多人寻找过这10个以色列部落，但都无功而返。19世纪曾经有一个犹
太人组成的‘希伯来基督徒‘组织也参与寻找活动，其中一个叫沃尔夫的英国人在
考证完阿富汗与印度的一些犹太人之后，认为这批犹太人很可能去了中国。但中国
是否是这批人的最后落脚地呢？至今无人给出肯定答案。
只要迁徙之路通畅，并且远古有之，那么这10个部落，以及在此之前的许多习
惯于游牧的祖先，一批批逃亡并奔向文明不发达或者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可能性就
始终存在。但我要说的是，假如这批犹太人真的曾经来到中国，则我的推断是他们
经北路到达我国西北，而不是三星堆这个政权的直接建立者，因为有时间问题，并
且有资料说他们曾经在伊朗北部，那里走北路岂不是更合理些。但也不能排除他们
后来辗转到了中国南方。
据考证，三星堆古国大约在3000年前曾相当发达繁荣，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半径
达到了1000公里，并形成了一条连接西亚地区波斯、埃及等国的联系通道，这条通
道比我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1]还早一千多年。结合历史背景和科学考证，组成人
员包含犹太人在内的闪米特人经由这条通道进入巴蜀地区是完全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与犹太文明(1)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看，里面有许多与犹太文化息息相关的东西。依然让我们
以犹太人为闪族的代表来阐述三星堆与闪族之间的可能联系吧。
（一）石头在呼喊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的三个祭祀场所中，摆放的主要祭祀物品几乎都是平常的石
子。其中
郫县古城大型祭祀场所，根据专家估计相当于三星堆人的‘太庙‘，内有五个
形状规则的大台子，台子全部用卵石砌成，均匀排列。台子之间的间隔为3米左右，
每个台子的周围有一圈小基槽，上有圆竹。据专家考证，当时垒筑这五个台子时，
先用竹子在台子四周围成‘护壁‘，然后再往其中放置卵石才形成此台。
祭祀台上的石头，给我们留下了以色列人独特的文化痕迹。犹太人从古至今保
留着石头崇拜，他们用石头表达神圣庄重之事，如在亲人或者英雄的墓地敬献石头
表达哀思，全世界的人们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领略了这一奇特的风俗。
让我们读一段《圣经》，看看希伯来人怎么使用石头。当雅各与舅舅的纠葛终
告一段落时，他们俩准备立约，为作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兄
弟说：你们堆聚石头‘。舅舅拉班称这些石头堆为‘伊迦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
那石堆为‘迦累得‘[1]。这个地方以后就叫迦累得或米斯巴，以神作证的意思。今
天的南方少数民族包括羌族和藏族等都有重视石头的风俗，可能为一种类似的遗传。
另外，石子的数目可能和当初他们来到中国的人数有关。如一颗石子代表一人，
并且只能是第一代人的石子才可以被放在上边受到崇拜。一旦第一代的某一人死去，
台子上就放入一颗石子，这是一种祭祀或哀悼祖先的简单而庄重的方式。三星堆三
处祭祀场所的祭祀物品都是石头而非别物，这个证据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推断，有
石头崇拜的民族在三星堆文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二）出土文物
对三星堆文化解谜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国内，而在于对国外的文化考察。从三星
堆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看，古蜀与中东——欧、亚、非连接地区的闪族文化联系实在
是太紧密了。以下具体详述。
1.金杖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发现于两个祭祀坑的一号坑，总长度142厘米，直径2.3厘
米，杖上镌刻的图纹包括头戴皇冠耳挂三角形耳环的人头像、鱼鸟勾云纹饰以及穗
叶形柄等。很明显，这是一根象征着王权的宝杖。金杖象征王权并不是中国的发明
创造，也不是传统中国上古王权的象征，鼎才是中国传统中自春秋战国时期有文字
记载以来的王权象征，直至今天一直被认为鼎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明。这是中国史
学界至今公认的事实。但这一结论实际上正遭到我的强烈质疑，不过我不反对鼎在
中国历史的特殊地位。
事实上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境内麦络埃遗址（公元前730-前715）就有过鼎的
出土。‘麦络埃遗址‘与古代埃及的联系在于，一直受埃及统治的埃塞俄比亚的库
施王国突然推翻了埃及统治，建立了埃及的第25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1]。另
外同期前后在希腊也有鼎的出现。鼎这个东西的造型实在并不特殊，特殊的是古代
的青铜技术，谁具有这个技术和冶炼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政权统治者，鼎以其粗大和
青铜的占有量显示着平常人不容易获得而已。其实假如有自信，用轻巧的金杖就可
以证明自己的尊贵与天子身份。
金杖哪里有呢？在地中海沿岸的‘文明子宫‘区域[2]都有使用王杖的习惯。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印证了三星堆文明不属于传统中认为的中国黄河文明。
2.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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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树。三星堆出土了一尊青铜神树，上有九个分枝，分枝上是九只鸟和
果实等，可以肯定中东出产此类物品。神树是那一带相当普遍的装饰物，巴比伦乌
尔王陵的出土法器就大致如此，其主要用途是祈祷风调雨顺。不同的是，那棵巴比
伦的神树只有八个分枝。假如能够证实九个果实与叶子属于蔷薇科杏类，则更能肯
定它确实来自中东犹太人，因为杏树在古代犹太人中间特别受到青睐。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九只鸟的问题。首先，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装饰物
和神圣的象征，一些民族崇拜鸟，比如北非埃及等是最著名的崇拜鸟的国度，至今
国旗上也有鸟。鸟的崇拜自然会随着闪米特人流传到三星堆文明中。
中国古文献《山海经》中‘九丘建木‘所指为夸张后的此树吗？或者它们之间
有文化的渊源吗？‘????有木，青叶紫茎，玄华果实，名曰建木。‘此‘建木‘高
百仗而无细小枝叶，树顶上有九根弯曲的大干，下有九条老根，果实如麻，叶子如
棠梨叶。大昊从这棵树上天入地。这棵树据说是上天专门为黄帝而制作的。[1]
如‘九枝神树‘是中国最初的‘九州大地‘之谓的话，则黄帝拥有此建木是完
全可能的，它是国家的象征。那么黄帝的政权原来难道是曾经建立在南方而非北方？
（2）半人半兽面具。三星堆出土的‘半人半兽面具‘明显为牛的艺术化处理，
上有牛鼻子、牛眼睛（突出其大而鼓）和牛耳朵。古代闪米特人恰好也有崇拜牛的
习惯，尤其他们的原始宗教有崇拜金牛的传统，这是一种可称为‘埃皮斯神牛‘的
公牛崇拜，来源于埃及文明，这些牛死后还要隆重下葬。很明显后来的西班牙、印
度也接受了该种崇拜。这个崇拜因为金牛座的缘故和太阳崇拜挂上了钩。同时埃及
也有崇拜白羊的人，如喜克索斯人。[2]
三星堆遗址与犹太文明(2)
（3）青铜大立人像。从服饰上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属于中东
人，但非希腊人。古犹太人和古印度一带都有类似风格的袍子。袍子领口处的左襟
可能会使人误认为外面的袍子同样是左襟，实际上它很可能是领口处的内衣外现。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件衣服只到膝盖上方，那里有很明显的截止痕迹，下面的半截才
是真正袍子的延伸。这个袍子的式样是正中开襟，著名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就经常穿
着类似的袍子。不过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出土文物，无论大江南北，皆以左大襟为
主，右襟极其罕见。
假如这些居住在中国长江上游的人们通过下游从浙江、上海一带到达今天的日
本列岛是否很出人意料呢？交通不便的古代日本保留了不止一件古董，全部左开襟
的日本和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就这些青铜出土文物，学者肖平在其著作《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1]中也
提出了类似看法：
我们知道，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青铜雕像、青铜或
黄金面罩都是常见的，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地区，就曾经发现过公元前30
世纪初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也发现过公元前8世纪的阿卡德·萨尔贡一世的大
型青铜人头雕像、青铜人物雕像和动物雕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王陵甚至出
土过树枝上有带翅山羊的黄金神树；此外，安那托利亚也出土过公元前22世纪的神
树，树上一样缀满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明时代都比三
星堆文明要早。
人们在面对古蜀文化中的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
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
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像，埃及古
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都用金箔包裹的
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而且，三星
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其造型特征已经明显脱离中国人（或古蜀人）的面部特
征，更多地趋向于欧洲或西亚人种，洋溢着一股异国情调。
3.帽子
许多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头上有明显的小圆顶，并且类似的帽子不止一次
出现于青铜人头像头上，考古学家称其为‘太阳帽‘，实际上这可能是如今犹太人
最明显的一个头上装饰：‘吉帕帽‘（kipa）。它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受
到排挤和伤害的标志，最先由所在国的统治者规定他们必须戴帽子以区别于当地民
族，后来犹太人干脆就以这个小圆帽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一直流传了下来。
三星堆人的头饰是各种各样的，并不统一。这确实不像中国的某些朝代发式等
要求统一，如清朝有严格的限制，把头发当做一种政治倾向的象征。有大量资料证
明古代西亚人尤其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的发式并不统一，这在许多古代壁画和雕刻
上都能够得到印证。
（三）对‘5‘的崇拜
为什么三星堆祭祀房里的台子数是5，而不是其他呢？专家考证认为，三星堆
人崇尚数字‘5‘，认为5是个最吉祥、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在一些古蜀时期的墓葬
中，会发现5个一组的器物。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所为什么是5个台子？这是解开三
星堆另外一连串密码的一把钥匙。
笔者认为，三星堆人有对‘5‘这个数目的崇拜，很可能他们最初的部族恰好是
5个。三星堆人不仅祖先祭祀分为5组，而且一切以5为荣，这正是对遥远先祖的最
好纪念。
几乎全世界都有太阳崇拜，标志太阳的多辐轮在古代印度半岛常常是六辐，在
古代以色列是八辐和六辐。偶数辐条容易描画，奇数辐条则十分困难，需要复杂的
工具才能制作，因不好平均五辐之间的距离。但是在三星堆，这个重要的太阳崇拜
标志竟然变成了五辐太阳轮！因此，‘5‘在三星堆人那里可能不仅是数学概念，还
是神圣的出处。这个出处应该来自他们的宗族数目，并且是他们到达三星堆后特意
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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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数目很可能是五个部族结盟的象征。还有一种可能，这里就是中华五帝
的发源地。但这个假设必须要在理清古蜀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后方能成立。
不过、今天中东地区的人们似乎也很钟爱‘5‘这个数字，因为闪族国家的国旗
上很多有五角星，最起码在文明子宫地区我们能找到5个以上的国家有此一举，这
不是偶然的。他们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使5在他们那里变得如此重要。但为什么
闪族人的以色列却独独在国旗上选择了六角星呢？这肯定都有‘说法‘。它是闪族
人内部曾经分裂过的痕迹吗？
提起‘5‘，有件有趣的事情。古蜀王为爱妃（实际上是个男性人妖）早逝悲伤，
就派‘五丁力士‘去担爱妃家乡武都的土来做墓。北方的秦王为表示安慰，就送了
美女过来。为了遵从蜀地习俗，美女的数目还特意选了‘5‘个。蜀王于是派了‘五
丁力士‘去秦地迎娶。
按肖平的分析，‘五丁力士‘并非五个力大无比的壮士，而是一种编制固定的
劳动力组织，相当于负责各种劳役的‘民兵‘，有半军事化的性质。因此‘五丁力
士‘的名字才会频频出现于开明时期的文献中。笔者认为此解是合理的。
三星堆遗址与犹太文明(3)
在以色列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中途也指定
了类似的编制，惟一不同的是，在以色列是以‘十‘为计。摩西用千、百、十为行
政单位管理国家，这一时期大约为3200年前[1]。假如是一种借鉴的话，那么显然
‘五丁力士‘出现在中国的‘开明时期‘就太晚了，因为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摩
西则相当于商朝末期。从管理上来看，‘五‘显然没有‘十‘进位方便，所以从蜀
地人没有继承摩西‘十‘编制的状况看，我认为三星堆人是早于摩西时代而离开中
东的，也就是在3200年前。这个从宗教崇拜方面也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历史事实。这是个60万人的民族大迁
徙[1]，而当时的全球人口不过几百万。这60万人是全部奔向了巴勒斯坦，还是
另有一部分人被从陆地和海上转移了呢？对此历史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大
约3700年前，甚至更早，埃及的喜克索斯王朝发生过大迁徙，与以色列人有极大关
系，甚至说喜克索斯人就是古犹太人（但他们同属闪族人），至于他们的去向一般
认为是去了巴勒斯坦。按照拉尔夫的说法，他们这次共有2万多个家庭出走，以高
额重金买通谈判者才得以完整离开。在著名的《大风暴石碑》上有记载，目的地似
乎是西奈半岛，但我怀疑另有目的地。假如他们辗转来到中国，当时无中国之名，
自然无法名之。类似的大迁徙有可能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灾难所引发，比如宗教纷争、
希拉的火山爆发，当然还有政权更迭等。[2]
（四）建筑样式
在三星堆文化乃至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用同样风格建筑起来的
民居。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其中尤以长方形为多。方形
或长方形的建筑格式大量存在于中东地区，巴比伦地区就不缺乏。
为什么三星堆会出现圆形和方形两种建筑样式呢？一种假设是居住者分属不同
的种族，如主人和奴隶，主人住方形，奴隶住圆形，因圆形房屋更容易建筑。它的
形状提示了社会等级。还有一种可能是，中东人住方形，而中国南方原住民住圆形。
另有一种可能圆形是做谷仓用的。
闪族犹太人与三星堆葬俗(1)
（一）悬棺假如在三星堆发现死者火葬，则可以排除三星堆是犹太人的结论，
但有可能是其他闪族人，因为古代犹太人中间不流行火葬。
悬棺是三星堆文明的一大特色，而犹太人古代恰恰主要实行的是悬棺。正如石
头崇拜一
样，二者都是犹太文化的标志。假如在另外一个地区发现一个群体同时具有此
二者特征而又身份不明，只能让人首先想到他们是闪族人或者干脆就是犹太人。
许多犹太人的家族墓地就是一个大山洞，其他家族不能随意放置他们的棺木进
去，相当于生活在平原上的中国人家族墓地。以色列人通常把随葬品放置在棺木的
旁边，而棺材通常安放在山洞四周开凿的浅床上，山洞却是敞开的。他们之所以死
后要放置得这么高，也许是想通过高高的山洞遥望家乡。
我手头最古老的资料来自《圣经·创世记》。亚伯拉罕的妻子死后，住在他人
地盘上的亚伯拉罕在悲痛中向人购买山洞，对方很慷慨地出让田地给他，但亚伯拉
罕坚持付钱，尽管也买了田地还是‘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麦比拉田
间的洞里‘。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他自己死后也同样被埋在麦比拉洞里。他是《
圣经》中第一个使用山洞埋葬的人，有人认为他生活的时间大约为4000年前。由此
可以推测，具有悬棺传统的人来到中国的时间大约不应超过4000年前，至晚应该属
于中国夏朝人。
假如三星堆范围内的悬棺死者正是闪族犹太人的后裔，他们自然会把悬棺放置
在山洞高处，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遥望家乡。另外，放置悬棺到危险的悬崖也需要一
定的经济条件，所以越是放置在高处的悬棺可能越说明其身份的高贵，因为放在就
近的山洞不会需要太多花费，并且容易被人掘盗。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仍流传着一些穷苦人终身为身份高贵的人开凿悬棺山洞而自己的家人却从未享受悬
棺的神话故事，但这些口头文学的核心多是歌颂爱情与反抗贵族地主的，悬棺只是
故事背景。
当然，假如有足够的土地，闪族人也许并不一定都要悬棺。没有条件悬棺的话，
他们也可以接受其他方式，比如土葬，只要不是火葬，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弥补不
能悬棺的遗憾的。例如商业街出土的大型船棺群，单只棺木重达吨余，即便有洞想
‘悬‘也困难。实际上犹太人后来在本土也中断了悬棺传统。
中东的悬棺传统有资料显示大约在3000年前不再流行。所以可以初步判定，来
到中国的悬棺民族应该在3000年前就到达了中国，但是最早也不会超过5000年前。
（二）船形棺
三星堆遗址有两处奇异的墓地，其中之一的‘商业街‘是处大型墓葬群，有30
具棺木聚在一起，据考古研究称可能是古蜀王墓。
商业街的棺木形状特殊，船形，并且是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条巨大
的独木舟。这个葬俗给我们提示了这些祖先的文化渊源，他们很可能长期生活在水
边，与海有缘。
考古发现，船形棺是中国南方独有的习俗，在福建、云南、贵州都有，青海也
有零星发现，以四川境内为多。奇特的是，在南方发现独木船形葬俗的地区也发现
了悬棺。为什么这两者会纠结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同一群体的两种可选风俗。船形
棺木与悬棺一样，都表示死者回到家乡的渴望心情，要么遥望，要么‘乘船‘回去，
即便是死后，也要让灵魂早日回归家乡故土。‘落叶归根‘正是中国人的观念。‘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外乡人来到远方有如此的奇特乡俗也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发现，恰恰说明了这批人员的流动情况，何处最多就
说明何处人众，并且还能说明其他一些历史发展。从葬俗上看，这个群体，多在南
方活动，要么他们没有大规模到达黄河流域，要么他们最先生活在南方，移居北方
后淡化了对这些祖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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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可能是，悬棺是一个部族群体的，他们生活在沙漠地区；船棺是另外
一个部族群体的，他们生活在海边。但此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由今天全
中国都使用船棺[1]这一传统看，船棺这一民族占领的区域更广大一些。悬棺者主
要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而我十分怀疑船棺的主人属于闪族中的腓尼基人，他们是
著名的海上民族，另外以独木舟著称。
河南境内也有极其零星的悬棺，为笔者幼年时所亲见，说明南北方的这一文明
交流是早已存在的。之所以在河南发现的数量不多，要么是悬棺民族到达河南的时
间较晚，要么他们到达河南的人数少，二者应居其一。
笔者河南老家那里使用六接板船棺，并且有接板越少越尊贵的说法，当然最好
是用独木。现今几乎全中国人都使用六接板的‘船棺‘，同时保留着石头祭祀的痕
迹。我老家多山但并无光滑的小石头，人们在外面的坟堆脚头处一定要用一种叫做
料礓的石块垒一个象征性的墓挡，这是必需的，但却并没有人问为什么。我想这是
有其历史渊源的，它应该是石祭的遗留痕迹。但后来可能很多人都不再这么做了，
因为它确实没有‘意义‘，好在我爷爷下葬时我们家还保留了这个风俗，所以我还
留有记忆。从20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如此循规蹈矩了。
奇怪的是开始我们在中东闪族人中间，主要是埃及或巴比伦人王侯那里，很难
看到船棺的出现，他们的棺木多四四方方，只有犹太人的悬棺和我们有了联系。
闪族犹太人与三星堆葬俗(2)
商业街的两副棺木上口处的一头，有两个装饰性半圆形物。这个符号在古埃及
的象形文字中与生命和权利有关。
在商业街墓葬群合葬的大墓坑‘上面和靠前的地方‘建有一些大型的房屋。我
认为它们是普通的宫殿居住房。巴比伦人有此类习俗，他们不仅会把死者放在房屋
中，而且可以就埋在自己的床下。如按照后来中国人的丧葬传统去分析，可能会误
导结论。因为中国晚近一些的
王族通常会在墓地周围建立大型的祭祀场所以纪念亡灵，并且会特意选择距离
自己的住地很远的地方以避晦气。
很有必要一提的是，我外公[1]当年就是在死后埋在自己卧室中的。我母亲与
其父的坟墓相伴多年。这个事情大约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
成都地区的另外一处重要墓地是‘新都墓‘。这是座单人墓，考古人员也推测
它是王陵。
令人不解的是，棺木下面垫了大量木头，成格栅状，学者无法推测这些木头作
何用途。笔者认为它是‘筏‘，以便死者在死后‘漂‘回家乡。假如上面的棺木也
是‘船形‘，可以说就‘双保险‘了。在肖平所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中，
有一幅‘新都墓‘方位示意图。根据这个方位图，此棺木头在东，面朝西，这个方
位是否可以解释为这个国王面朝西方的故乡呢？是否‘商业街‘所有的棺木都如此
摆放呢？
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郫县古城遗址挖掘出的供祭祀用的‘大房子‘跟古城
的朝向是一样的，即呈‘西北-东南向‘，基本上是45°的‘错位‘。为什么是这
个朝向呢？成都平原的纬度大约是33°，从世界地图上看西亚两河流域也在同一纬
度地区。所以，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都在成都之西南而不是正西。这么说这些人的
出发地是在北非而不是正西的巴比伦或者巴勒斯坦了？让我们把目标牢牢锁定在红
海沿岸！这里是古代腓尼基人到东亚的必经地。
古人是否有如此先进的知识了解他们故乡的准确方位，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
史考证问题。但是在原始条件下的2000多年前，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就已推算出了与
今天大致接近的地球圆周长，只是3万多公里与2万多公里的区别。对方向的比照
西亚人肯定还是有的，当然精确度到底有多高是个问题。如果精确度高的话，一个
有意思的话题就出现了，从这个‘大房子‘的角度直射过去的‘眼光‘可能就是三
星堆人故乡的方位。而这个终点已是埃塞俄比亚东部沿海的非洲之角和亚丁湾。
当然太庙‘大房子‘之所以选择这个方位也有可能是趁势。假如不是趁势，并
且不是由于采光原因而故意采取这样一个姿态，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与常规背
道而驰。所有人都愿意迎着太阳而去，有什么比太阳的地位更重要呢？只能是祖先
居住的故乡土地使人们可以背离常规。所以这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一定有自己独特
的‘道理‘，这个朝向西南方向的‘大房子‘太庙非常有可能是朝向他们祖先居住
的地区。那里的纬度在成都以南，所以一切重要的建筑都朝向西南就顺理成章了。
（三）哭丧
古代中东某些部落有一个习俗，就是哭丧。一旦闻听亲朋好友死亡，如古犹太
人往往会做出一些很激烈的举动：穿特制的粗糙丧服，如麻布衣服（雅各为子约瑟
哀悼就穿麻布），故意自虐甚至向自己身上撒土和用刀割自己身体以显示悲痛[1]。
巴比伦人也基本一样[2]，他们多土葬，王侯用石棺；但普通人可以用两个陶罐对
接做坟墓，类似葬俗在中国北方古代偶尔有见。他们国王死后全国吊唁三天，这与
中国同。
与之相隔遥远的中国，竟然也为哭丧设置了特别隆重的程序，极具礼俗性质，
与现代基督教文明化后的西方人的克制行为大相径庭。同时中国人也有披麻戴孝的
习惯。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朝鲜半岛也有此古老风俗并遗留至今，这是从中国带过去的礼仪还是同样从中
东而来的礼仪呢？
从葬俗和祭祀方式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与远在西方的地中海东岸文明，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山海经》中‘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朝鲜‘是指今天朝鲜半岛的话，
我们也就不奇怪他们和我们有同样古老的习俗了。因为著作的成书时间有可能是在
中国的周朝（前11世纪始）。
对两祭祀坑器物的解读(1)
（一）贝壳与南丝绸之路两个祭祀坑在1986年被发现，均在内城墙与外城墙之
间空地上。这种双层城墙的格局在古以色列地区也有类似发现。古以色列耶利哥城
[1]的城墙修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由两道城墙平行组成，两墙间距为10-12英尺，
其中里墙特别厚实，宽12英尺[2]。
两祭祀坑内物品有联系，也有区别，但能肯定同属一文化体系。
坑内同时发现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已被证实不属于中国本土，而为印度洋沿岸
物品[3]。大件青铜器则因矿业实验，得知取材于云南省永昌。以上事实符合小件
（贝壳）从外地带入，大件选材于当地的常理。
哪些地区既在成都‘西南‘又属于印度洋地区呢？印度半岛的南端和‘埃塞俄
比亚角‘，以及阿拉伯半岛南部，并且此三者之间的地理距离本身就十分接近。它
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2000公里左右。干脆让我们看看古代人的脚程到底有多远。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如此被历史学家描绘的：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始）是
以中国北方的西安为中心，通过今天的新疆一直到地中海东岸的西顿、推罗等[1]。
但不同时期终端城市与地区发生过变化，如三国时期是黑海北岸为终点，隋朝时期
则是印度河的入海口处。
中国还有一条‘南丝绸之路‘，起点中心正是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地区，主要为
雅安、成都和宜宾这三个城市。其陆地线路第一站为昆明，其后为永昌，最终可达
印度恒河地区。
但还有一条南部的海路，起点与终点都有变动，也可作为丝绸之路使用。从以
上四川的三个城市一直到北部湾，另外一个起点是从古代南海[2]出发向西，经过
琼州海峡与成都平原运来的货物在今天越南河内附近的入海口汇合，然后开始西行。
他们从今天南海向南，穿过苏门答腊岛北面的马六甲海峡，全部沿陆地海岸线航行，
这可以规避风险并且有利于添加淡水；经恒河入海口，穿过锡兰岛与印度半岛之间
的海峡，继续沿海岸线向北航行到孟买一带。从孟买彻底脱离陆地直穿阿拉伯海，
最后经亚丁湾进入红海，这样就抵达印度洋。
这群善于航海的人一面沿路做生意一面继续远行，那样可以将货物卖个更好的
价钱。他们很可能从苏伊士这个地方被迫短暂上岸，使用了陆地工具，然后就换船
沿埃及尼罗河（或者直接经过150多公里的陆地运输到塞得港）继续在地中海里航
行，终点可达今天的突尼斯（迦太基）。当然苏伊士这个地方可能是他们的终点，
这里可作为其‘总部‘，接货到地中海去的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群人。奇怪的是，这
条重要的丝绸海路的航线没有标注时间[1]。实际上这条水路在以后多次被‘近代
人‘使用，如唐朝和元朝等。
关于苏伊士运河还有一点补充，或许有益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古代的真实历
史。一篇名为‘苏伊士运河的变迁‘的文章说：公元前610-前595年，埃及伟大的
君主尼科曾派遣一支海军环非洲大陆航行。直到瓦斯科·达·伽马进行航行之前，
在2000年内，这类航行再未有人做过。人们至今仍无法肯定，尼科是否真的建成了
这条贯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在运河开凿过程中，
共有12万人丧失了生命。尼科的计划最终由大流士完成。在很多年内，船只定期穿
梭于地中海与东方之间。到希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这条运河再次发生淤塞。
从《圣经》所附的那份最古老的地图上再看这条红海通往地中海的狭窄地带，
三分之二的地区被特别标示为低洼和水泊地，中间竟然还有一个叫苦海的湖泊，假
如要开通这条河流，实际上开挖的工程量并不算太大。或许这个特别的地图本就是
在暗示我们，这里曾经有水域连通着地中海与红海。在《圣经·名词浅注》中‘红
海‘是这么解释的：希伯来文直译‘芦苇海‘。早期以色列历史中所指的是（一）
在苏伊士湾头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些湖沼。《出埃及记》第13章的史迹在这里发生。
这名字也指（二）苏伊士湾，（三）阿卡巴湾和红海本身。
从地理构造上也很好理解这条后来的陆地确实在那里曾经水路相通，拿一张西
奈半岛的地图就可以看清楚，从苏伊士城起红海一直向西伸入，假如它戛然中断是
没有道理的。肯定在远古时代这里有浅水连接，是后来的气候和地壳变化使那里干
旱后成为一片陆地。与此具有同样命运的是，远古时代在西奈半岛上有一条支流繁
多的埃及溪，其流域覆盖西奈半岛三分之二的面积。这条河流如今虽已不见踪影，
但在《圣经》的地图上却清晰可辨。
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在19世纪由西方殖民者开通。苏伊士运河是我们认识这条重
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但我也注意到丝绸北路的终点停留在腓尼基人
居住的推罗和西顿一定有其神秘的原因。那就是，这条最早的‘丝绸海路‘是由腓
尼基人开辟使用的，他们那里存有经营丝绸的行家里手，无论哪条路哪些人继续贩
卖丝绸到中东，一定会去寻找这些‘老伙伴‘，这样才能得心应手。
这条连通中国与红海沿岸国家的‘丝绸海路‘的使用，需要几个特殊的条件才
成立。一是安全，为了保证安全肯定需要一个庞大的船队。另外，如此长的海岸线
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各地的接应要十分顺畅而高效率。或者有一个全球的
统治者统治着当时的全球，无人可以挑战，而这些运输船队也不过是他们的下属臣
民。
对两祭祀坑器物的解读(2)
在古代哪个国家与地区有这个能力组织这个强大的‘跨国公司‘呢？在技术上
看只有腓尼基人[1]！这条重要的线索说明，来到中国的人种里面一定有腓尼基人，
但是腓尼基人未必是主体，因为他们的责任只是运输，他们可以运输红海沿岸的任
何人。但腓尼基人肯定大量存在于中国。据说很多人仇恨腓尼基人，就如同仇恨曾
经大量殖民与贩卖奴隶的英国人一样，因为他们不仅贩卖商品甚至也贩卖人口，甚
至趁人上船玩耍不注意时拉起船就走。假如真相如此，他们在中国也将留下被仇恨
的痕迹。有关这个历史，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与其有关：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特
殊的语言现象，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大约北纬35°的地方开始的以南地区，人们更
乐于用f这个音，所有的h几乎都被换为f。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造就的心理还是
一种语言习惯就不清楚了。中国北方人则无此习惯。
假如腓尼基人觉得中国是块肥沃的土壤，则他们很可能会渐渐把自己的民族转
迁过来，这里成为他们的一个根据地。还有一个可能是，强大的埃及王室或其他中
东王族雇佣了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人的船队运送任何他们想运送的物品或人往世
界各地，包括中国。
我注意到波斯湾并没有在这条可能很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是中国人的祖先确实来自红海；二是丝绸海路繁忙的时代早于波斯帝国兴起的
时间。另外，当时的‘消费点‘在红海岸边的埃及和地中海一带，不在当时的巴比
伦两河流域。
假如把这条水上丝绸之路倒回来，从红海入海口这个地方到成都平原的路线也
同样成立。尽管没有标注时间，但是《圣经》那张地图所确立的时间在公元5世纪
前后，也就是说起码在那个时期这条路线已存在了。
时间的大致确定不成问题。我们只要查找人类最早可以超越比这个长度还要长
的航行记录就可以了。也就是确定人类的航海技术在多久以前是存在的。
在《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4页的《亚非欧古代文明的发展》一图中，我们看到
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人就从苏伊士运河出发，彻底把非洲大陆在海上给转了一圈，
曾几何时我们还以为这个行为的第一人是欧洲人呢，看来全球集体对远古失忆了。
所以专家没有考证过的事实不等于不存在，必须承认我们迄今为止对古代人类状况
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腓尼基人中途在非洲东部穿越马达加斯加海峡，南经好望角，
北部穿越西班牙南端的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回到闪族人居住的集中地区非洲角、
埃及北部或者巴勒斯坦地区。既然在2700年前他们就有如此发达的航海技术，那么
再早几年又如何呢？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红海上航线非常发达，埃及北部的地中海里亚非欧
之间的航线一片繁忙。这是在克里特文明发达前后，距今应该在4000年左右。
三星堆出土的‘小件‘贝壳很便利地提供了三星堆主人的来源，生活在阿拉伯
半岛以及非洲角的闪族人完全符合居住在印度洋北部的条件。
同时这也符合另一个推断，即三星堆人绝非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不仅是贝
壳的出处不符，从他们与古希腊人服饰和气质的文化差异上也能看出来。为什么三
星堆人没有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后面有专门的论述。
至此我的综合判断是，三星堆群体在多方面具有中东文化特点，其中最主要的
是闪米特族特点。假如这批人从中东而来，中途接受部分印度甚至波斯文化那也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古代人的旅程之广阔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两坑器物埋葬‘很正常‘
大家都说三星堆两坑器物的埋藏情况‘不正常‘。坑形四四方方，很规整，坑
内的物品应该都是神圣的祭祀物品。这些物品在埋藏之前被砸碎烧毁，最后才倒入
坑中，并且是逐一分层倒进去的。许多学者对此存有疑问：为什么要埋藏这些物品？
为什么要打碎？为什么要烧毁？为什么还要对它们细心码放？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改朝换代的政治事件还是洪涝灾害？
部分专家认为，烧毁祭祀物品是‘毁人之国，迁其重器‘。笔者不同意这个说
法。对‘封禅说‘，笔者也不认同，哪个帝王会把自己王朝的象征（金杖）也埋在
坑底下呢？如果是‘结盟‘说，那也用不着销毁自己王朝的命根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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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为了纪念一位刚过世的功勋卓著的君王而做的安排。
首先，坑内发现金质王杖。只有在一个君王死后才会有这样的处理。
其次，这个祭祀坑内物品安排有序。这表明此时除了君王驾崩之外国家并无发
生其他让人慌乱的事情，所以人们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一切事物，包括祭祀。
第三，古代闪族人（如犹太人）有一个习惯：火祭。用火烧祭祀物品是他们的
传统[1]。如果是燔祭，那么祭祀坑中所有的物品曾经受到彻底的烧毁也就不足为
奇了。
除了祭祀陪葬，还有谁会把宝贝给从容而有组织地埋掉呢？至于为什么祭祀坑
就在两个城墙之间，可能是因为看守方便，埋在这里不容易被人偷偷挖掘。城就是
‘家‘，当然它是帝王的家。葬在这里也符合巴比伦地区的习俗。耶利哥城考古发现
两堵城墙之间也有大火焚烧的痕迹，是否也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有一个事实是，犹太人曾经长期在巴比伦这里居住，尤其是两河流域下游的乌
尔城，后来他们在埃及居住了几百年，最终又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与腓尼基人相邻，
中东文化曾经有充分的交流是肯定的。
中东人与中国少数民族(1)
四川境内及周边省份的彝族、羌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没有
准确的文献记载。他们有许多特征值得与古代巴蜀文化放在一起进行考证。如果能
证明他们与闪米特族同种或者属于同一文化体系，那么既能对三星堆文明人种构成
做出解释，也为了解三星堆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窗口。之所以拿这些少数民族来
做比照而不拿汉族，是因为汉族经过了太多的混血发展，居住在交通发达地区，在
生活习俗上已经难得发现古老痕迹。
（一）彝族与闪族人
1.称谓
彝族原称‘夷族‘、‘倮倮族‘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彝族代表时提到以前彝族名称不统一，
其中‘夷族‘、‘倮倮族‘都有侮辱性的含义，因为‘夷‘原意是‘外族‘，大家
认为新中国是由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应该平等互爱，不应有夷内之分，‘
夷‘不利于民族团结。于是，毛主席提出把‘夷‘字改为‘彝‘字，他认为‘彝‘
是宫殿里放东西用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
大家听了很满意。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彝族多散布在四川三星堆附近或者‘南丝绸之路‘附近地区，如云南和贵州等
地。这个民族原称为‘夷‘，发音为‘yi‘，有没有可能是‘以色列族‘的汉语缩写
呢？或者是埃及人（Egyptian），也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这三个
居住在中东地区的闪族人其民族的第一个音节全部都接近中国汉语的‘yi‘，也就是
‘彝‘。还有一个可能，他们的祖先因崇拜太阳神‘伊‘而得名为‘yi‘，在希伯来语
中‘太阳神‘为‘伊莱‘，在希腊语中为‘赫利俄斯‘[1]。这个‘伊‘、‘赫‘崇
拜会导致两个发音‘yi‘和‘he‘。
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最晚从3900年前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出生后，就开始
称呼自己的民族为‘以色列‘了，之前他们叫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今天我们熟悉的
‘以色列‘是后来的文人根据发音信手翻译过来的，没有特别的意义。‘以‘完全可
以是‘夷‘，更可以是‘彝‘，甚至可以是‘伊‘或者‘易‘。
其他两个民族的名字起源恐怕也很早，仅只以‘Ethiopian‘（埃塞俄比亚人）
为例，它是古希腊人对埃及以南地区皮肤较黑的人的一种称呼。中国著名画家罗中
立所画的《父亲》就是典型的黑皮肤人，这位四川大山里的邓姓农民很可能正是来
自埃塞俄比亚地区，并且就是三星堆众多人头像的后裔，他们的脸型与鼻部特征极
其接近。
闪族中的古埃及人（非今埃及人）与犹太人的鼻子相对较高，彝族兄弟可能与
其有密切联系。美洲的高鼻子玛雅人也可能与此两者有直接关系。
五官平和的云南白族等是否又是其另外一个支系？无论如何，他们肯定都是同
样利用相近的渠道来到中国的，那就是红海。古闪族中有很多复杂的人种。
2.人种
彝族人的长相大多比平原人更高鼻深目，其选美崇尚‘卷发、高鼻、双眼皮、
高个、大眼、蜂腰‘之人。闪米特犹太人除了高鼻深目的脸部生理特征外，头发特
征恰好就是‘黑色卷发‘。在眼睛与头发上他们与欧洲的人种有着明显的区别。
要证明彝族人是不是‘yi‘族，可以考察其定居在高山密林里的人群基因。基因
鉴定已证明彝族人与闪族人的基因实际上是互不排斥的，他们与高加索人都属于同
一人种系列，这有生物学定论。
3.习俗
比较彝族、三星堆人和闪族之一的古以色列人的文化习俗，可以看出有许多相
似或相近之处。如下表所示：
古代犹太人穿着本来与同为闪族的阿拉伯人一样，穿袍子、缠头巾，后来才戴
了帽子，有了自己的服饰特点。目前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人仍然有缠厚头巾的
习惯，这应来自于阿拉伯头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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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是笔者比较注意的问题。古代闪族人重男轻女，所以在他们的青铜器
上看不到女人，华夏民族至今全体继承了这个重男的传统，至今羌族等少数民族地
区仍有吃饭时不让女人上桌的习惯。假如说他们真的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那么其根
源到底在哪里呢？是犹太人在埃及境内为奴时所有的男婴都被杀死的这个历史惨痛
吗？还是埃及人本身的重男轻女思想？例如埃及实际上曾经有过一个女王，但为了
避讳男权压迫实际上她一直用假胡须来表明自己是男性统治者，甚至在死后的石像
上也保留了这一造型。我在埃及旅游时亲耳听到过埃及导游的解说。另外，当时的
其他统治者都会尽量涂抹掉有任何女性统治者的痕迹或文字解说。可见对待性别中
国人与红海岸边的埃及人也是如出一辙的。
4.世系与姓名
彝族人可以称呼出十三代人以内的子孙。第一代称之为‘潘‘（父）；第二代
称之为‘惹‘（子）；第三代称之为‘尔‘（孙）；第四代称之为‘乃‘；第五代
称为‘机‘；第六代称之为‘吾‘；第七代称之为‘次‘；第八代称之为‘色‘；
第九代称之为‘黑‘；第十代称之为‘俄‘；第十一代称之为‘薄‘，第十二代称
之为‘席‘；第十三代称之为‘洛‘，而称祖父以上为‘普‘。
有解释说，彝族人对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称谓是按动物的内脏之名而命名的。如
‘惹‘（儿子），原来词根为‘支‘，后音变为‘惹‘，意为‘牙‘；‘尔‘（孙），
意为‘齿龈‘；‘乃‘意为‘胰腺‘，俗称‘链条‘；‘机‘意为‘胆‘；‘吾‘
意为‘肠‘；‘次‘为‘肺‘；‘色‘为‘肝‘；‘黑‘为‘心‘；‘俄‘为‘肾
‘；‘薄‘为‘膀胱‘；‘席‘为‘手‘；‘洛‘为‘脚‘。[1]
中东人与中国少数民族(2)
我们可以试着将中东地区的闪族人语言与其相比较，不过可能会较困难。尽管
3000年前就有希伯来语，但此语言在以色列境内也曾经一度消亡，如今恢复后可能
会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闪族语言有许多的分支，主要应该是阿拉伯语吧，此外还存
在古今差异的问题呢。
彝族有奇特的父子连名制的传统。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便是儿子名字开头
的一个字，如一世‘希孟越‘，二世‘越道觚‘，三世‘觚觉世‘。每隔九代进行
一次大祭祖。从第十代起
，各个家支之间即可开亲（通婚）。氏族家支又以长子为首，连名下传。而今
的凉山地区，还有它的踪迹存在。
应该说这种命名方式不太科学，因为假如不看族谱的话，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不
记得祖宗了。太不稳定，这也给今天人们对他们名字的‘解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
无论是西方总是把家族的姓氏固定在最后，如一看到‘DavidSmith‘就知道他
们祖先姓Smith，还是汉族人总是有把姓氏固定在最前边的传统，比如‘王红军‘，
惟独彝族的这一来回滚动的姓氏给人们的识别带来了一些麻烦和困难。
5.‘5‘和‘6‘的祖先传说
‘6‘不仅在以色列本土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国旗上即有六角星，并且与中国
彝族支系也有重大关系。彝族在几千年前产生了武、乍、糯、恒、布、慕六个分支，
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多年的相互竞争，最终他们形成了五部祖
先的格局。这从彝族《铜鼓王》的介绍片段可以体现出来：
从天地混沌、万物初始、人类产生、民族起源。彝族远古先祖以虎为图腾，是
虎族人，始居昆仑，名罗罗（即虎族之意），又称昆明人。他们最初以狩猎、打鱼
为生，后来逐步豢养猎物为畜，驯养牛、马、羊，开始了‘随畜而迁徙‘的游牧生
活。部落形成后发展壮大，为了争占山岭和草场而起纷争、积怨仇、相残杀、互吞
并，随后部落分成五个大姓，灾星厄运纷至，千里昆仑呜咽。族人四散五离，从此
分支。一部分族人跟着波奔（罗罗支系的老始祖）南迁至雪山脚下安营扎寨，重建
部落，男耕女织，烧山撒种，收获无几，一代复一代。后有一女能人[1]发明以棍
耘田埋种的方法，传给族人。人们又用石斧深种，生产有了改进。后来人们学会了
盖房栖身、以泥锅煮食、炼铜造工具、以羊皮制衣御寒等等。
彝族神话里，各部族间战争不断。在中东本土，古代闪族人之间也有许多内部
战争。我们可以认为，‘大房子‘的‘五个平台‘所指正是《铜鼓王》所叙述的时
代和家族。如果这个神话确实为他们的历史，则彝族五个部落、五族祖先和三星堆
之间的联系就可以顺利建立，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人对‘5‘的崇拜的根源。
但是，此‘5‘也可能有另外的来源。埃塞俄比亚这个闪族人的国家也尚‘5‘，
他们的国旗上有颗五角星。约旦国的国旗上竟然也有五角星！而他们都属于闪族人。
今天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国旗上也有五角星。由此，彝族人神话中的祖先很有可能
不是发源于中国，而是发源于红海沿岸‘老家‘。
（二）羌族与闪族人
‘鱼凫村‘传说为古蜀王鱼凫（羌族）的国都所在地，在成都附近。三星堆文
化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形状都呈长方形或接近方形，但鱼凫城的城墙却呈规
则的六边形，这个形状作为一个城形非常罕见，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并且可能与
犹太人有着紧密联系。
今天以色列的国徽图案取自耶路撒冷圣殿及会堂中的圣器，即七杈大烛台。它
有七个灯座，可以盛油或插上蜡烛。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人没有太多‘7‘的概念，这给我们提示了‘中国人‘
离开红海的时间底线，那就是当有关‘7‘的事物在红海流行之前。我觉得‘7‘数字
在以色列人中的流行是在摩西出埃及之后，具体载体是犹太教，比如每星期七天，
著名的蜡烛台为七枝，后来以色列的民族徽标也以七枝蜡烛台为标志。
以色列的国旗来源是这样的：1949年，当以色列在纽约莱克萨斯成为联合国第
59个成员国之时，这面国旗便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使用，设计者是达维德·沃尔夫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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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旗为白底，上下有两根蓝条，中间一个‘大卫盾‘，又称六角‘大卫
星‘。每个星角中又有一个小的‘大卫盾‘，‘大卫盾‘正中间可能是一头站着的
狮子[1]。达维德关于这面旗帜设计的解释说：‘白底标志着犹太人纯洁的新生活，
七颗金星（一个大的‘大卫盾‘和六个小的‘大卫盾‘）代表我们为犹太人走向新
的故土每天工作7个小时。‘
达维德在一次祈祷中，偶然想起了犹太人传统的祷巾：这是一条长白布，两端
各有一条蓝颜色的条子，并装饰‘流苏‘。受此启示，他设计出了一面旗帜装饰会
场。
著名的六角形‘大卫盾‘以及大卫又是什么时间的呢？公元前1025年，扫罗建
立统一的犹太人‘希伯来王国‘。公元前1013年，大卫打败扫罗即位，公元前1006
年建立了著名的古城耶路撒冷。大卫是个极其善战的以色列古代英雄，力大无比、
勇猛顽强，据说在他即位的40年中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所以‘大卫盾‘应该是个非
同一般的器物。将这么一个重要的器物设计成一个六角形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更古
老的传统。最大的可能是，在以色列本土或者闪族人中间就有六角形的城市，而鱼
凫村不过是一种对故乡风俗的效仿而已（见图）。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以色列人有‘天地六合‘的古老思想，一直到今天还作
为一种民族意识显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中国的《淮南子·要略》中有言，‘原道
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万水千山之隔的两个民族的古代贤哲在‘6‘上面达成
了一致和重合，假如不是同族同根，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雷同？
而秦始皇在中国北方改制多以‘六‘记。或许我们可以从秦代的‘南五北六‘
来追溯生活在
中国的先祖们的部落秘密，从而揭开中华民族的真正起源之谜。虽然在长江上
游地区‘五‘、‘六‘被频繁使用，但它们的重叠很可能是由于部族之间的频繁战
争引起的政权更迭造成的。
三星堆文明的起源与消亡
（一）三星堆文明的起点三星堆遗址（指两个祭祀坑）的时代上限被学术界确
定为距今5000年，肖平说过有3700年。如果三星堆人确实是包括犹太移民在内的闪
族人，那么笔者认为三星堆人的出现上限有可能在大约4000年前，下限可能是在公
元前5世纪前后。这个文明体系中的人很可能分几批来到中国，并且中间可能还夹
杂其他的少量非闪族。
首先，从以色列人称谓的产生时间看，这个上限接近雅各出生的时代，实际上
也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出现的年代。之前可能叫希伯来，也可以叫犹太人，但从
此他们可以叫‘以色列人‘了，发音接近英语的Israel。如果彝族人的确是以色列
人的后代，那么三星堆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三星堆犹太人应该在自称为‘以色列人
‘后才来到此地。同时也不排除他们是埃及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当
时根本不分部族共同携手来到了中国这个第二故乡。今天的人才有清晰的国家概念，
人类的祖先只有一个根，并且这条根系假如按照流行的考古发现与生物比对结论确
实就在埃塞俄比亚的话[1]，我们就更没有必要分得如此清晰了，只说他们是红海
两岸的闪族就可以了。其实从哪里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假如真相得不到
确认，许多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线索就会越走越歪。
其次，从三星堆人的宗教崇拜看，至今彝族、羌族等都保持着原始宗教崇拜。
根据两个祭祀坑的偶像出品情况可以断定，三星堆人不信仰犹太教，当然更不可能
信仰公元1世纪才产生的年轻的基督教。因为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有一个共同
特征，即反对偶像崇拜。偶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大敌，而这两个祭祀坑都属于偶
像崇拜。由此判断，要么这批古蜀地区的主要外来移民是受到犹太教迫害的异教徒，
要么他们从中东出走的日期在3200年前犹太教产生之前。二者必居其一。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是，3000年前的闪族人恰好就有金牛崇拜的古老传统，并
且在犹太教产生之后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还因此产生几次大的血案，摩西曾经
一次就杀害了3000人。所以无论是信奉偶像崇拜还是信奉金牛崇拜的以色列人都会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遭到信仰犹太教的同胞的排挤和迫害。在羌族和彝族等少数民
族地区很幸运地都发现了他们至今保留有牛崇拜！而三星堆祭祀坑中除了人脸偶像
之外，其中最明显的动物头像恰好都是牛脸。这绝非偶然。假如不怕过细的分析会
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话，我们还可以确定祖先的具体来源，或者说这批三星堆人是从
上埃及还是下埃及而来。因为上埃及与下埃及信仰上稍有不同，一个地区信仰白羊，
另外一个地区则信仰金牛。而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则彻底出走了埃及。[1]
（二）三星堆文明的消亡
《消失的地平线》这本英国人写的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在中国云南。书里讲述了
一个道理：高级而神秘的特殊文明，其维护发展只能在一些特殊的种族之间进行，
所以他们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外界寻找愿意来这里的同族加入他们的团体。一旦这个
‘人才通道‘中断，则这个文明也就随之衰落消失，或者发生变异。
据考证，三星堆文明逐渐消亡的起因是水患。三星堆古城呈北窄南宽布局，东
西宽20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万-5万之
间。城墙墙基宽约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有专家认为，由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
择水而居‘的理念，它可能毁于一场大洪水。
笔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被原住民同化和中国北方文明的征服。
中国的文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而变迁了，一部分三星堆人也（被迫）上山独自发展
了。
三星堆逐渐消失和被遗忘、被同化的时间笔者推断在西周晚期；三星堆文明比
较发达，政治上占据主动的年代应该与商朝同期。这时期依然在我命名的‘文明大
迁徙‘时期[1]，但这个大迁徙却在西周晚期就停止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
由西周晚期开始，中华文明开始真正实现‘本土化‘了，这也是中国历史失去对上
古的记忆的开始。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特殊的原因在大约2500年前中断，使中国南方长江流域
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文明却在逐渐兴起。中原的强大之日就是古蜀灭亡之期，不
仅政治上的强弱变化导致了战争，而且几百年后的秦国更是一举灭蜀。从此三星堆
人树倒猢狲散，漂流四方。
三星堆与中华文明(1)
（一）三星堆的文化传播路径历史上从三星堆到中原一直存在着交往的可能通
道：一条是走汉中，一条是走湖北神农架[1]，还有一条是顺长江而下然后登岸辗
转北上。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可以经青海转往北方。原始式样的独木船形墓之所
以在青海也有发现，是否在几千年后暴露了当初三星堆人曾经北上的试探？实际上
三星堆人到达青海可能还有其他特定的任务，比如淘金。
我们还忘记了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是一条海路，沿中国南部海岸线一直东行而
后北上到达胶东半岛一带。
青海是北方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三星堆人呢？我们可以考察三星堆出土的大量
青铜、黄玉和玉料的来源而获得答案。三星堆周围没有金矿，在附近的河流中也没
有发现金砂。因此，金砂应该从别的地方开采运回并进行冶炼。
在成都平原周边有三个产金地区，一是位于四川西部雅砻江和安宁河之间的丽
水，二是云南金宝山和三面山一带[1]，三就是西藏地区。青海之所以能看到相当
多数量的悬棺，可能就是因为青海东南地区有金矿。而金在闪族人（古埃及也一样）
那里是如此重要的一种装饰物品，以至于产量需求之大足以让大批人前往青海并永
远留在那里。这里的金子不仅中国人可以使用，还可以沿着丝绸海路返回到中东。
从埃及、埃塞俄比亚、巴比伦以及以色列人的古代金饰的成分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从而也可以确定这条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以及古蜀文明的建立时间。
补充一条信息，河南嵩县的‘高都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产金地，最著名的典
故是汉代张良在此采金，并留下了大量废弃采金洞，我婆家后山上就有一些古代采
金洞，这些洞‘深不可测‘。那么这里是不是商、周时代（包括三星堆人）采金的
场所呢？需要说明的是嵩县今天金的年产可高达10万两，是‘全国产金八强县‘之
一。
笔者认为，楚国可能是当时南北文化的交会点，因为楚可以东探蜀国，北接中
原，事实上古蜀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开明‘的君主就是从荆地而去的鳖灵。湖南境
内的长沙郡与黔中郡应该受到重点排查，因为这里距离南丝绸之路的终点（番禺）
很近。丝绸之路在这里伸展出一段一定有其重要的政治或经济背景。其实由此看来，
楚文化完全可以‘自生‘！其根源就自‘南海‘（广州）来，不用从三星堆拿来。
与此印证的是，湖北随州出土的著名的尊盘与河南出土的另一件工艺品，常常
当做中国运用失蜡法制作的工艺难度极大的复杂器皿范例。而随州就是楚文化的代
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就是楚文化发达的一个很好例证。
失蜡法工艺在中国失传了。它失传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时吗？很重要的一个线
索是，非洲人今天还在继续运用。我在2003年凤凰电视台与CCTV组织的《走进非洲
》系列节目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工艺在非洲的使用过程。
（二）三星堆与商朝文化
我们先按照传统中华文明的解读方法来推想，即中原文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发
源地和政治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史上并不重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假
设‘呢，并且中国人已接受了2000多年。
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地带，作为当时中原文明代表的商朝（中心在河南省）肯定
会吸引周边一定的人群，或出于经济或出于文化的要求而与外界进行交流。假如是
两个相对成形的国家，比如南北各有国家雏形，则这个交往的规模就更大，也会更
频繁。假如闪族人真是在大约4000年前来到中国的话，那么他们带着远远高于当时
中国南方的发达文明，完全有可能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与中原之间有
交往也顺理成章。
几十年前，郭沫若看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图片后就写信说到：‘你们在汉州发
现的器物，如玉璧等均与华北、华中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北、华中有过
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
前往相助。‘当时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郭沫若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如此多的
可能性。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尽管与殷商时期的黄河文明器物有着明显的区别，属于不同
的文化体系，但是，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有交流的，尤其在纹饰方面等更可看出
一些端倪。甚至在今年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上，也看出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个
青铜器上‘回纹‘其实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是有特定含义的，所以南北才会如此渐渐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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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商朝时期南北双方确实在青铜器方面进行过相当充分的交流，但互
不干涉内政，所以‘鼎‘、‘杖‘各随其政。到后来，鼎文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压
倒性优势消灭了‘金杖‘文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最初的中东闪族人居住在长江流
域，带着他们新鲜的闪族故乡痕迹；随着他们逐渐北迁，时间久长，就渐渐脱离了
中东母体，发展出了自己的鼎文化，并因为一些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彻底忘记了金杖
祖先。
不仅埃塞俄比亚古代有铜鼎，而且蜀国也有铜鼎，楚国的鼎就更多了。但南方
鼎的外形确实与我们经常在中原看到的稍有不同。尽管它的外表有些圆，但依然不
能否认这确实是鼎。古蜀既有金杖也有鼎，而中原却只有坚定壮实的方鼎。
三星堆与中华文明(2)
这些外表灵巧的三星堆圆鼎是否也从造型上面暴露了制造者善艺的性格？北方
的生冷通过他们笨拙的大方鼎显示出来另外一个与蜀人不同的种族来。尽管在艺术
与意识形态方面分得很清，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小部分三星堆蜀国艺人留下来
成为中原的永久居民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在河南发现的三星
堆文明的影响而得到印证，甚至陕西、山西出现的文化的融合也是毫不奇怪的。
洛阳西郊的山坡上，也就是我老家嵩县，曾经有过悬棺的遗迹。假如一家人有
足够的钱财给死者做棺木，就说明这家人有足够的财力请人挖掘坟墓，这样掩埋更
安全，比赤裸裸放在山洞里也更庄重。假如是真正的穷人，买不起棺木装殓死者，
则卷个席卷把人草草埋掉是经常有的，断不会发生既有经济能力置办棺木同时却无
力埋人之事，这不合常理。这一地区属于丘陵地区，没有多少险峻的高山悬崖。那
些山洞实际上都能很方便地爬进爬出。所以，洛阳西郊的人把棺木悬而置之只能作
为一种独特的有别于中原土葬的风俗习惯。
伊河源头尽管距离洛阳市区很近，但也可谓闭塞而偏僻，至今不通火车，30年
前才通公路、通电，属国家级贫困地区，教育一直很落后，但是中国商朝第一名相
‘伊‘正出生在此。为何这条河被命名为‘伊‘，是因为这个名相呢还是因河而得人
名？难道两者都是来自中东的‘伊‘（太阳神）吗？我们不得而知。问题在于，这
个地方3600年前如何能够出现一个闻名于世的名相呢？也许曾经有一小支具有高度
文明的三星堆人曾经迁移到这里，但却没有料到北方已经有相对发达的文明和一个
庞大的群体，他们在吃惊之余只好隐蔽起来，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做了俘虏和奴隶。
更有可能这是两国交战的结局。伊实际上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品，而商汤的夫人就是
‘有莘氏女‘。嵩县就是当时的有莘国，假如伊是个俘虏，那么他应该是个有才干的
部落首领。他的才干被发现后受到了重用，成为商朝开国重相。伊连保三君，并在
后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放逐太甲，篡位风云等等故事。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版本，在《嵩县大观》上，我看到伊是个远近闻
名崇敬尧舜的贤达，商汤曾经派人三顾茅庐相邀出山，屡遭伊拒绝。从伊格外尊崇
尧舜而鄙视夏、商的政治态度来看，伊很可能为夏前部落后裔，比如仰韶文化等。
有关伊的家族，在嵩县境内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尤其是埋葬伊母亲的‘巨
冢‘，很可疑为简化的金字塔。此冢甚至有相互对称的‘丫鬟冢‘，可见伊地位之
高。关于伊的出生同样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伊的母亲洗衣时吃了一个水中的仙
桃而怀孕，然后遭到家族的驱逐；第二种说法接近摩西在埃及的遭遇：一个有莘国
孕妇在一次洪水暴发时化为中空的桑树，伊即在此树中。一个采桑女发现后将其抱
回献给有莘国国君，国君交给厨师收养，长大后被商汤聘为官尹，故史名伊尹。
商汤因奔赴有莘国（在今天河南嵩县一带）聘请伊时曾经在一个温泉处洗浴，
此处成为今天‘汤池‘。‘汤‘在许多地方成为‘温泉‘的代称，在日本恐怕也有
此风俗，将热水或温泉称呼为‘汤‘，其间的多方联系可继续考察。嵩县人同时也
专门称呼‘晚饭‘为‘汤‘，‘喝汤‘在嵩县特指‘吃晚饭‘，不知其起源是否与
商汤有关。
应该注意到伊的名字发音：yi。他在世的时期还没有正规的汉字，只有发音，
所以这个汉字写为哪个yi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彝族的‘彝‘或是‘伊‘，还
是中东的‘yi‘都是同一个发音，这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伊‘是闪族人的话，起码
套在笔者设立的时间框架里是成立的，因为商汤伐桀是3600年前，这个时间相对具
体，没有晚于3200年前。如果这里确实存在过一支三星堆人的话，也就能解释这一
地区为什么会有零星的三星堆文化痕迹，如悬棺、船棺、坟头放石头等了。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是既表音也表意的，这与中国古代文
字有相似的地方。这一共同的规律，再加上转译的混乱，给我们今天的历史语言比
对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
（三）三星堆文化与龙凤的起源
1.关于龙的起源
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龙形状的东西和与水有关的特性，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现象，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神话传说中类似现象不说比比皆是，起码也是很常见。
不过中东人似乎没有龙崇拜的习惯，一般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龙尽管有能力，但
却是个怪东西，所以人们常称其为水怪。这一点在希腊神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英
雄好汉最经常与龙形水妖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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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的起源很可能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具体就是三星堆古蜀国这里。北方黄
河文明主要集中在内陆，政治中心向来离海很远，不应该有龙的概念。那条据说是
中华最古老的一条龙——‘玉猪龙‘的玉石雕刻作品，在笔者看来根本不是龙，因为
‘玉猪龙‘实际上脸部为‘猪‘，之所以称为‘龙‘只不过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罢了。
尾巴卷起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趁玉势，另外一种可能那是蝌蚪，与我们熟知
的龙实在相去甚远，更何况中国古代本土一直存在‘猪崇拜‘的民族，只是我们已
找不着其踪迹而已，实在不必将‘猪‘附会为‘龙‘。我们看看中国上古文献《山
海经》里的龙（见本书第56页)，可以说在大约2500年前就完全成形了。但最近‘
中华第一龙‘又有了新的得主，即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的‘龙虎两仪‘中的龙。
我对此表示赞同，它不仅时间早，而且在形状上也不存在问题。
三星堆与中华文明(3)
大家应该知道，‘蛇‘在古埃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甚至它们常常就卧在法
老的头上作为威严和神圣的象征。而蛇与龙的演变关系太容易成立了，在中国人们
干脆就管蛇叫‘小龙‘。这一蛇形动物的崇拜还在文明大迁徙路线上的印度和美洲
地区留下了痕迹。
‘三星堆出土的一个铜人，胸前右侧和背部主要是阴刻的龙形图案，龙的造型
方头马面，尾巴翘起，虽然样子极其朴拙，但无疑是中国较早一批龙形图案了。另
外，商业街蜀王船棺
中出土漆器的纹饰的变化相当丰富，许多漆器的龙纹，与中原地区所出春秋晚
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的龙纹已非常接近。‘[1]长沙马王堆龙头的图形几
乎与三星堆这里的龙形柱上的龙头一模一样，并与后来成形的中华龙非常接近，但
那个楚龙比三星堆龙的年代肯定要迟很多年。
在此要提出的是，羌族与彝族等少数民族也有崇拜龙的习惯和祭龙传统，二者
之间的联系应该不是偶然的。
另外，中国南方古代有‘猪图腾‘崇拜，比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据说黄帝
的孙子韩流就是这个支脉的起源。中国有许多人至今不吃猪肉，又不信仰伊斯兰教，
难道他们是韩流的后人吗？
另外，良渚文化是‘三星堆‘现象的重要相关点。这里有可能是当初南丝绸海
路的延伸。处于长江入海口临近地区的杭州一带区域不仅是中国南北海路的枢纽，
也是东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同时还是古蜀与古楚国的一个长
江终点。考察三星堆不能忽略良渚文化。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1)
（一）三星堆与‘中山国‘和‘鲁‘的关系1.关于‘白狄‘
‘中山‘一名，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杜预注云：‘
中山，鲜虞。‘据史料记载，这支姬姓白狄，在春秋时已立国，先称鲜虞，后又改
为‘中山‘。但何时改名，
不见记载。据《史记》记载：‘（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
初立，居顾‘，位于今河北定州市。
按照文献说，黄帝后代‘姬‘姓。‘姬‘是Egypt的转音吗？还是有别的来源
呢？由于第一个音节是元音，发声不明显，所以就取响亮的第二个音节‘gy‘了？这
个‘姬‘会不会是雅各‘Jacob‘第一个音节‘ja‘呢？甚或是Jehovah（耶和华）的
音译，以表示他们这些王族才是上帝特选的人呢？但那个上限一般不应该超过商朝
的起点。还有一个可能‘姬‘就是约瑟的‘Joseph‘。
但他们又为什么‘白‘呢？我们今天熟悉的红海沿岸的人肤色也不算很白啊。
那么特别点出‘白‘来说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人肤色都比较黑或者黄吗？他们到底
是黄帝的直系亲人呢还是只是‘姬‘姓黄帝的统属部族呢？但从种种方面看他们又
属于受到优待的‘少数民族‘，一直到周朝皆如此。也有可能他们是从印度半岛而
来的一小股雅利安人。
查‘定州‘，《辞海》解释如下：
‘市名。在河北省保定市南部。唐河、大沙河横贯，京广铁路经过境内，汉置
卢奴县，为中山国治。‘还有一解释：‘州名。治卢奴（今定州市）。北宋末升为
中山府，明初又改定州。手工业向称发达。唐宋时织造绸绫、刻丝，宋时烧造的定
窑瓷，都异常珍贵。‘
‘卢奴‘的称呼与阿伊奴人之间有联系吗？很可能，因为卢可以当做所属关系
或者是地名，实际上只剩下‘奴族‘。
继续查‘中山‘，《辞海》云：
古国名。春秋时白狄别族建立。又称鲜虞。在今河北正定东北。战国初期建都
于顾（今河北定州市）。
公元前406年被魏灭。不久复国，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前323年与
韩、燕、宋同时称王。前296年，为赵所败，翌年灭。还有一解释：‘郡，国名。
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置中山国????治卢奴（今定州）。‘
狄戎，白人，以酿酒著称，擅欤苌沾桑雍颖保泄钤绲氖肥椤蹲蟠
泛汀妒芳恰范加屑窃兀〖偃缢呛腿嵌延辛担敲此堑降状幽睦锢矗?中山
白人的‘擅织造‘让笔者联想到马王堆坟墓那不可思议地高超但今天又已失传的多
种复杂的丝织技术。他们之间的联系难道是偶然的吗？
传说中古蜀国的第一代国王叫蚕丛，丝织的技术无疑产生于那里，并且南丝绸
之路的起点就在古蜀国也证明了这里是中国丝绸技术的发源地之一。丝织技术从长
江中下游的楚国上行到河北的‘中山‘也完全可能。当然，这个技术未必要从闪族
老家带过来，也有可能是在中国当地定居后的发明，还有日本纺织技术其实也很先
进，并且至今保留了许多今天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老纺织技术。
中山人‘以酿酒著称‘。关于这支‘族源不可考‘的人，我们可以在三星堆这
里找到他们之间可能的另一特征联系。从三星堆出土的酒器分析，当时蜀地的酿酒
技术已经相当高，其酒器已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酒文化也非常发达，所以古蜀先
民十分好酒。在发掘水观音遗址的两处武士墓时，专家居然发现了墓的四周竟堆放
着许多酒器，真是活也为酒，死也要酒的酒鬼[1]。所以，嗜酒的中山人有可能是
三星堆人的一支后裔，除了丝织，在酒文化上他们也是统一的。
以色列那边人怎么样呢？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人类的老祖先挪亚因为酒后
裸体甚至引出了大故事，二儿子‘含‘看到后得罪了父亲，‘闪‘看到后去为父亲
加衣而得到了父亲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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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周朝的中山‘白人‘已经跑到了黄河下游的河北去了，那么一部分三星堆
人或楚国人在商朝时期帮助制造了黄河中游的妇好墓中的青铜器以及玉器，又有何
不可呢？况且‘伊‘已经做了重臣。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河南洛河支流的‘伊河‘实际上就是‘戎夷‘的‘
夷河‘，也就是说‘伊‘也就是‘夷‘。伊河这里又是‘本春秋陆浑戎地，汉置县
‘。如此的话，为相的‘伊‘也有可能是个‘白人‘了。
笔者不禁想到了身边的一些人和事。笔者原先工作的办公室不大，大致有40多
人，其中一位姓‘白‘的师傅的长相应该是回民，不太像一般汉族人，并且他不吃
任何肉类，他们家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他断然否认了他是回民的说法，正如笔
者另一位河南老家的朋友，一看长相就觉得不是汉人，而是像西方人，但实际上他
是地道的汉族人。这些事情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办公室里还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员工，特点是皮肤白晰，眼睛特别的大，她
也姓‘白‘。还有一位同事同时具有眼睛特别大而皮肤比一般人白的特点。现在联
系到这些历史，笔者心中的谜团豁然而解，这些人都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并且可能与‘白人‘有关。
2.‘鲁‘之孔子及帝妃
古代鲁国与中山‘卢奴‘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鲁鱼亥豕‘的成语形象地说明了古代由于字形相近引起的以讹传讹问题。查
《辞海》云：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2)
《抱朴子·遐览》：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吕氏春秋·查传
》：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
与三相似，豕与亥相似。‘‘鲁‘和‘鱼‘、‘亥‘和‘豕‘的篆文字形相似，容易
写错。后因谓字形相近，在传写或刊印后的文字错误为‘鲁鱼亥豕‘。《红楼梦》
第一百二十回：‘既是‘假语寸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
三同志，酒余饭饱，语夕灯窗，同消寂寞。‘
鲁鱼帝虎：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
虎。‘
看来古代语言在规范化之前存在着许多的文字混乱，以至于‘射‘之‘寸身‘
不再‘矮‘。实际上最有可能中国人的语言初时全部是音意相通的。我倾向于表意
固定下来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既然鲁鱼帝虎，那么疑问在于：孔子所在‘鲁‘国，是三星堆的‘鱼凫‘后代
吗？
有一天，我在车上听到人们猜谜，谜语为‘头在水中游，尾在天上舞，要问名
和姓，它和孔子是同乡。打一字‘。后来看到谜底是‘鲁‘字。仔细一想，‘鲁‘
字果真了得，上面为鱼，下面为‘日‘，假如我们不考虑山东当地的出产等关系，
仅只这个‘鱼‘和‘日‘就够让人惊诧半天了，因为此二者皆为古代重要的图腾。
当初人们如此给此地取名是否有鱼图腾和太阳崇拜的成分呢，这是个重大的疑问。
孔子的身高依照今人推算，有说高一米八的，有说一米九一的。这一结论一直
遭到学界质疑，似乎中国古代人不应有那么高，有人怀疑是古今尺寸不同。假如他
是个闪米特人的后裔，或者是个‘白人‘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多称智者为
‘高人‘，是不是如‘孔子‘、‘鲁人‘这样古代的贵族多掌握了国家较多的教育资
源，自然他们的‘高‘与知识之‘高‘就长期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鲁人‘即为
‘高人‘了。
还有，孔子这么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高人‘会不耻‘附庸风雅‘收拾《诗经》，
这似乎不合常理。在《诗经》里会不会遗存了大量的相关上古的文献信息，而‘克
己复（周）礼‘的孔子很重视古文献与古礼的联系也是出于对自己祖先的一种怀念
呢？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吧。
为什么孔子以及儒学一直受到排挤？是否是因为当时文明北移之后出于诸多政
治考虑，尤其是秦时期，人们已经准备彻底忘记古蜀‘蛮夷‘了呢？
再查《辞海》。
3.关于‘鲁班‘
新都蜀王木椁墓出土的手锯，五件一组，光滑的铜质锯片长26厘米，宽4厘米，
锯齿锋利整齐，薄薄的锯身镶嵌在一块木板的凹槽内。这些3000年前的锯子，制造
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即使到了今天拿来使用也很有用[1]。
与此对应的是，古代著名的鲁班，据传他是锯子的发明人。《辞海》中是这么
介绍他的：‘相传姓公输，名般，亦作班、盘，或称公输子、班输，春秋时鲁国人
故统称鲁班或鲁盘。‘
鲁班在世的时间一定迟于新都蜀王木椁墓出土的手锯时间才符合传说。那么，
这个拥有手锯的能工巧匠是否可能恰好是鲁国人？难道这个手锯在蜀地的发掘与鲁
国是三星堆人后裔的说法没有任何联系吗？
一个‘媒介‘出现了。一直被我怀疑为三星堆后人的瑶族竟然自称‘盘‘人。
尤其是瑶族同胞有崇拜‘盘古‘的习俗，他们有‘盘王节‘、‘盘歌‘等，可以假
设传说中的‘盘古‘实际上是瑶族人的祖先，而‘鲁盘‘之‘鲁‘人是瑶族的北方
支系而已。不要忘记，古代人的命名是非常混乱的，仅从以上《辞海》中鲁班的命
名就可见一斑。
鲁班又名‘公输子‘。笔者在《辞海》查‘公输‘时，意外发现中国古代存在
着大批以‘公‘字开头的复姓，并且其出现的时间多在春秋战国或汉代。笔者怀疑
这与身份有关，并且是身份等级比较高的标志，当然这并不一定会是爵位之‘公‘。
这些‘公‘字头复姓计有：公上、公山、公户、公玉、公议、公系、公仲、公刘、
公羊、公孙、公坚、公伯、公治、公祖、公乘、公皙等。其中‘公刘‘解释比较
详细：‘古代周族领袖。传为后嵇曾孙。夏末率领周族迁到今陕西彬县东北。‘夏、
商、周并存的可疑证据就在这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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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查关于‘鲁‘的条目，发现以下有意思的话题：
鲁阳：①战国时楚之县公，传说他曾经挥戈使太阳返回。②古县名，治今河南
鲁山。
鲁县：本春秋鲁国都，战国秦王政二十三年置县。治今山东曲阜。
鲁甸：县名。在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支流牛栏江北岸，邻接贵州省。据《鲁
甸地名志》：‘鲁甸‘，意为‘彝族居住的平坝‘。
难道山东之‘鲁‘真的是彝族人也就是三星堆人居住的‘平坝‘省份吗？
鲁学：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学风较为保守。主要经籍有《鲁诗》、《鲁论
》等。
为什么保守？保守者一般有根源和传统。前面说过，孔子要克己复周礼，其中
即包含着对高贵祖先的一种追忆。
鲁酒：典故‘鲁酒薄而不能忘忧‘，说明鲁酒的风格淡。
鲁桑：原产山东，分布于中国各地。也产于日本。为中国主要栽培桑种。
鲁莽：通‘卤莽‘。
此解释怀疑‘鲁‘、‘卤‘相通，按此推论羊子山祭坛上之‘囚‘也可以为‘
卤‘吗？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3)
4.关于‘鲁缟‘鲁缟是古代鲁国出产的一种白色质地很薄的生绢。‘曲阜之
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有典故：‘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指的正是
此‘鲁缟‘。
如此轻细的‘鲁缟‘不知道今天中国是否还有，但它与马王堆中出土的轻细素
色纱衣却很
可能为接近的同类产品，这样的手工艺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已经失传。
类似手工产品如今在日本或许依然有生产。我想它们之所以轻细而耐千年不腐
烂，或许其中的织材加入了茧丝之外的东西，比如树皮或者植物根茎纤维，然后经
特殊加工而成。在日本人盐野米松先生的著作《留住手艺》一书中，他对不只一种
此类古老手工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如今它们作为历史传统在日本受到特殊保护。
那些织布机与笔者童年时在河南老家熟悉的织布机相同，实际上在类似的织布机上
我也可以织几梭子，但我母亲与我姐姐都更为熟悉。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我们那里就
普遍不再学习使用这种传统的织布机了。
其中‘椴木织‘比较粗糙，常做工作服或者做住在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奴族人的
民族服装，比如‘厚司织‘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静冈县一种藤蔓织就的洁白的‘葛布‘与马王堆的素纱接近，当地人称其
为‘古代织锦‘。‘这种纤维的特征就是既结实又轻便，还有像绢那样的光泽，所
以，从古代开始人们就用它来做礼服来了‘[1]。奇怪的是，韩国竟然也有葛布[2]。
日本葛布艺人说：‘我家的第一代开始于江户时代，那时候，日本有很多地方是做
这个工艺的。‘
我国第一部诗集中的《诗经·木》、《诗经·葛覃》就是指葛条的收获以及葛
布纺织的，可见中韩之间的深远文化渊源。
还有一种布是用芭蕉树的丝织出来的，生产地是琉球的西表岛。该布还有透明
感。不同的区域打结方法不同，有的打结点明显有的不明显。离西表岛不远的另外
一个孤岛即冲绳县的宫古岛，也出产一种有名的‘宫古上布‘。恐怕所有这些都是
来自中国大陆的丝织传播吧。从以上可以看出，就织物的取材而言，其起源只能是
中国的长江流域而不可能是北方黄河流域，假如是从中国过去的话。
《梁书·诸夷传》记载，公元499年慧深和尚从扶桑国来到中国荆州。他说，
中国的东面有一个很远的国家盛产扶桑木。扶桑木的叶子像梧桐，初生如竹笋；扶
桑皮可以织布、纺棉、做衣服。扶桑是日本人用于织布的一种植物吗？
很多人一直不敢确定扶桑在什么地方，是日本也好，在墨西哥也罢，起码这里
多了一个对应的‘物证‘。古代人用植物织布的事实是存在的。我觉得琉球西表岛
上草本植物的‘线芭蕉‘可能更像慧深和尚说的扶桑木。据说它也生长在美洲。
（二）从河南老家‘土话‘说起
河南洛阳嵩县地区古称‘陆浑‘，是笔者家乡，也就是前面说的伊河的所在，
后来的龙门石窟就在伊河西岸下游地区。前面已有诸多证据显示，此地与三星堆文
化有一些明显的关系。这里靠近卢氏县。不要忘记‘鲁‘、‘卢‘归一，实际上我
应该说‘鲁卢归‘彝‘‘或者‘鲁卢归‘以‘‘，并且也应该是‘鲁卢归‘伊‘‘。
卢氏县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部，洛河上游，邻接陕西省。汉置县以卢氏山而
得名。多崇山峻岭，南有熊耳山。
（三）‘罗‘遍天下
关于‘罗‘，查《辞海》有以下可疑条目：
罗目：罗，古国名。熊姓[1]，在今湖北宜城西。春秋时为楚所灭。
罗山：县名。在河南省东南部，淮河上游，邻接湖北省。
罗江：县名。在四川德阳市北部，涪江上游凯江沿岸。西晋时置万安县。
罗次：旧县名。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元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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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名。在云南省曲靖市东南部，邻接贵州、广西两省区，南盘江流经南
部。????相传古代盘后裔罗雄踞此，号罗雄部，元置罗雄州????
盘古的后裔是否就姓‘罗‘而然后‘鲁‘呢？
罗田：县名。在湖北省黄冈市东北部，巴河上游，大别山南侧，邻接安徽省。
罗源：县名。在福建省福州市北部沿海。
罗定：市名。在广东省云浮市西南部，西江支流南江流域，邻接广西壮族自治
区。
罗甸：县名。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南部，红水河上游，邻接广西
壮族自治区。
罗罗：彝族旧称。也作‘卢鹿‘、‘倮猡‘、‘罗落‘、‘落落‘等。
这些‘罗‘地覆盖了大半个南中国，从这个简单的地理标注上不难看出，中国
基本上被‘罗化‘了，并且从南方始。这些与‘罗‘有关的地方很可能都是当年三
星堆人或是受三星堆文化影响留下的遗迹。
当然，由于口音的关系，在南方为‘罗‘，而在北方则为‘鲁‘或‘卢‘，这
个推测前文已作论证。
我要补充的一个很可能并非多余的线索。我家乡这个可疑的古代文化繁荣之地
与‘罗‘和‘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嵩县有一个乡名字叫‘何村‘，引起我警
觉的是，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罗庄‘。‘罗‘与‘何‘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难道
‘罗‘是‘何‘的一个支系？
（四）‘罗‘与‘织‘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丝织技术很高，古蜀有许多著名的有关养蚕丝织的传说。首先蜀国
第一代君王就叫蚕丛，等于说一切丝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起码中国境内的丝织是
这样。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4)
著名的蚕女神话也发生在四川境内。《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蚕女者，
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侵噬。广汉之墟，
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
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父杀之（马），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
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蚕。
彝族、瑶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极善丝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作品也可以为南方的
这一特点作出有力的例证。这种丝织技术不但传播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其他地
方也会有影响。但明显南部技术比北方精湛一些。比如后来的黄道婆就是从海南三
亚学习了纺织以后回到松江（上海）发展的。海南有什么纺织高人呢？因为那里有
黎族同胞，不要忘记‘南丝绸海路‘正是从琼州海峡经过。
著名唐女工艺家卢美娘为南海[1]人。《辞海》云：
善刺绣，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笮〔挥馑诹＃
慊置鳎溉绾练ⅰ８谱鞣上筛牵运恳籟1]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
五重中有十洲岛，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执幢孝节童子，不止千数。顺宗称其为
‘神姑‘，令止于宫中。宪宗赐以金凤环。因不愿在禁中，遂度为女道士，得放归，
赐号‘逍遥‘。
此人恰好姓‘卢‘。前面说过，中国古代有可能‘卢‘、‘罗‘不分。假如她
的身份是位‘罗罗‘彝族人，当不为奇。
并且，在古代‘罗‘与‘织‘的关系是如此的鱼水不可分，以至于我们中国人
有个词汇就叫‘罗织‘，可谓极言两者关系之不分。那采桑在陌上的美女‘罗敷‘，
即是姓‘罗‘。
从‘卢美娘‘这里，顺便指出一个取名的现象。中国古代女子是不分婚否皆可
为娘的，至今在日本汉字中还保留了这个传统。但是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严格把‘娘‘定义为已婚人。日本其实由于孤岛而交通不便的原因，在方方面面保
留了古风陈韵，包括语言、装饰，也包括一些手工艺。所以日本可望成为我们文明
源头探索之旅的一个民俗调查库。其实只要知道了荆楚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日本
人就迅速和三星堆有了关系。从长江中游到下游，再到浙江、福建一带乘船到日本
就太容易了。大家是多么熟悉‘近代‘的‘倭寇‘啊，既然他们能来犯，自然人们
也可以从浙江一带出发到日本。更何况还有往朝鲜半岛的一条更近的海路可通日本
呢。
（五）‘罗‘到国际
与山东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在其东北部有一个港湾城市叫‘罗津‘。这里是
日本海的西北角，与日本隔海相望。古代朝鲜半岛上的‘罗‘还有许多，仅只在1500
年前就有国名‘新罗‘。在半岛西南部有‘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此地历史
上还曾设立过‘熊津都督府‘[1]。另外，西南海中有‘罗州群岛‘。朝鲜半岛还有
一定数量的人就姓‘罗‘，比如著名艺术家和《阿里郎》的作者罗云奎。
毫无疑问，汉朝曾在朝鲜半岛上设立‘汉四郡‘，所以那里大大小小的地方以
‘汉‘而开头就不奇怪了，比如‘汉江‘、‘汉城‘等。但也可能有另外的来源，比
如当地人中有来自中东的‘含族人‘。笔者认为，朝鲜半岛上至少发生过两次种族
大迁徙和文明大汇合。一次是汉朝，部分汉人进入半岛并输入了汉文化。还有一次
就是发生在汉朝之前，人们同样把地名冠之以祖先来做纪念，这更古的一次可能就
是‘罗人‘进入。路线可以有几条，其中一条是从山东半岛乘船而去，当然也不排
除一部分人由东北而至。最初的蒙古人的服装与后来的朝鲜民族服装有非常接近的
痕迹就可知道。但是回头到中国南方的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有可能找到他们之
间更多的文化联系[1]。
另外，印度半岛几乎是‘罗‘的另外一个集中地，多到星罗棋布。同时，我也
怀疑中国所有命名为‘佗‘的物品或人均与印度文化有关。
（六）谐音取名
中朝国境线上著名的‘鸭绿江‘是否是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地‘雅砻江‘的讹传
或者再次命名呢？假如事实如此的话，则这个‘yalujiang‘的发音可能有其特殊历
史或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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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族人中间肯定不缺少这个名字才符合我们的判断。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摩西之兄就叫‘亚伦‘！而亚伦的地位在当时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相当于国
家的二把手。也就是说，闪族人中间不缺乏‘亚伦‘这个名字，并且恰好有一个人
的地位如此之高可供崇拜。而我还推测，南方少数民族中间流行的‘阿龙‘名字实
际上可能是‘亚伦‘的转音。在《圣经》的英语版本中它表现为Aaron。但是当我
注意到实际上他们也可以表现为‘Aryan‘（英语）或‘Arier‘（德语）时，一个重
大的疑问出现了：命名这些河流的是不是从印度而来的‘雅利安人‘呢？也有可能。
‘Aryan‘或‘Arier‘翻译过来就是雅利安，其实翻译为‘亚伦‘甚至‘雅砻‘或者
‘鸭绿‘都没有问题。换一句话说，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与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很可能
有同宗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周朝开始的前夕，摩西与亚伦因为宗教信仰发生了激
烈冲突，以至于摩西杀人三千，恐怖之中逃亡的人可能就更多了，而这个发生分歧
的群体人数总共为60万。亚伦恰好代表了摩西的对立面。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5)
拉尔夫认为，《圣经》中摩西的哥哥‘亚伦‘实际上有可能就是埃及法老埃赫
那顿。由于宗教改革，他被人称为‘异端法老‘。
当时古蜀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云南。犹太人有一个狂欢节叫‘普珥节‘，而云
南南部古代也有一个大行政区就叫‘普洱‘道！喜欢喝茶的人一定知道云南还有一
种茶叶就叫‘普洱茶‘。
古代以色列有两位神，一位叫El，另外一位叫Baal，分管狩猎与农牧。中国云
南省有一个‘洱（El）‘海就在白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那么有没有另外一个‘Baal‘
海呢？有，在中国的东北，山东、河北与辽宁之间的地区：‘渤海‘。雅各的孙子，
犹大的儿子，实际上就叫‘珥‘。
以色列褂幸桓龃首榫７⒁羰恰癆l‘，也可以转译为‘洱‘。
还有，‘中国‘的古名‘支那‘在古代罗马语中是sina，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刻
骨铭心盘桓了40年的西奈半岛竟然是sinai。据说在希腊语中，‘西奈‘正是sina，
那么也就是说，‘西奈‘就是‘中国‘。假如来到中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周朝的
‘旦人‘，那么他们的出发地完全可以是在西奈半岛。
（七）说‘白‘
我有个昆明的朋友。有一年她生孩子就把她母亲接去了。奇怪的是，她母亲的
云南家乡土话竟然听起来很像我家乡的河南土话。笔者当时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可
疑的问题，结果被大家当做了笑话，毕竟云南离河南太远了。但假如当年的同样一
支云南人从几千年前就生活在笔者老家的深山区，很多语言上的特征当然就会被保
存下来，反而那些交通方便的地区无论地理上离他们多近恐怕经过漫长的历史风雨
其口音也相距甚远了。
更加巧合的是，这个朋友的母亲是云南白族人，而我老家也有一条河就叫‘白
河‘，县境内有白姓人。白河附近区域，尤其是白河与车村乡两个地方，人文独特。
这条白河的另外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尽管它发源于河南境地，与黄河的一条支流伊
河非常接近，但它却南下入汉江，最终归于长江流域。古代人有顺河流迁徙的习惯，
四川三星堆人如果是顺江而来到此地，那么，当几千年前的那批三星堆人从白河进
入嵩县境内时，长江流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就在嵩县这里进行
过历史性交汇。
嵩县是中国罕见的通过三条河流与世界著名三大水域相接的一个行政区，嵩县
境内的白河通长江流域，汝河通淮河流域，伊河通黄河流域。由于古代人逐水而居
的习惯，这一奇特的地理特点必定使其成为古代中华文化一个集粹交汇之地。任何
一个民族在这里找到他们的遗留痕迹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除了三条大河，嵩县境内还有三座大山，从南到北依次为伏牛山、外方山和熊
耳山。
中国称呼为‘白‘的河流似乎还不少，四川、甘肃、广东、云南、山西等地都
有。
在我们县城的人听来，白河流域的人讲话更土气。假设这条沿长江而至黄河流
域的‘道路‘是存在的，则‘云南人‘到陆浑的可能性并非没有。最有可能的是以
四川成都平原为核心，一支人马南下云南，另外一支北上河南（嵩县）。从地图上
看，这南北两条线路的距离长短是相等的。我仔细去核对了一下地图，发现嵩县南
部地区大约400公里外就是四川省界。既然已经证明了三星堆人曾经在成都和云南
之间方便来往，那么居住在成都的三星堆人到河南的陆浑定居也就根本没有任何困
难，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
另外，‘白‘古代通‘帛‘，再通‘伯‘，无论从字形还是发音上，这都能说
得过去。那么春秋战国那么多称呼‘伯‘的人的身份之谜恐怕也就被揭开了，比如
‘伯禽‘、‘伯牙‘。
‘白‘是怎么来的先不论，无论是白肤色说还是音译自类似‘伯利恒‘等都很
容易，最重要的是白族与彝族、瑶族等一样属于汉藏语系，习俗上也有许多接近的
地方。后者才是我将其纳入视野的重要原因。语言往往隐藏着远古种族的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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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特殊的白文应该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辞海》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白族民间流传的一种文字。俗称‘汉字白读‘，即用汉字记录白语，或用增损
汉字笔画构成表意记音文字，现仍有少数人使用。
‘表意记音‘是三星堆人统一的文字规律吗？不要忘记埃及人的象形字也是同
时表音也表意的。三星堆那个祭台上近似‘囚‘的字是故意缺损的吗？假如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卤‘，也就是‘鲁‘、‘卢‘、‘罗‘、‘落‘、‘陆
‘、‘鹿‘、‘倮‘、‘洛‘、‘骆‘了。所以在重大的场所祭祀这么个字是严肃的，
并且是可以的。但我还有一种推测，这个符号就是闪米特人最早的‘闪‘字。在此
我提出一条有关文字的考察线索，假如中华民族来自红海文明，则中国商朝兴起的
甲骨文一定与埃及象形文字有许多继承关系，可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且方法也
同样可以使用‘增损‘法。
继续查‘白‘字有关条目，结果如下：
白兰：古族名。羌人的一支。分布在今青海湖西南一带。公元前4世纪初到5
世纪初受吐谷浑役属。另有‘白兰羌‘，唐初分布在今四川阿坝地区。
白衣：古代平民着白布衣，因以称没有功名的人。《史记·儒林列传序》：‘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白丁‘也指没有功名的人。
对三星堆文明传播的历史语言学分析(6)
这是不是衣着尚黑的三星堆贵族才能穿黑，所以久而久之穿白就成下等人的身
份象征了呢？而生理特征上大家又追求尚白，表示着贵族的血统。可是为什么古代
还是有人穿白衣呢？笔者在此提出一点，以色列人实际上除穿衣尚黑之外，在装饰
性物品上还崇尚另外两种颜色：白色和蓝色，其国旗即由白色与蓝色组成。尚黑，
未必忌讳而排斥白。
白狄：古族名。春秋时‘狄人‘的一支。原在今陕西延安、山西介休境，后东
迁于今河北
省境内。因穿白色衣服而得名。包括鲜虞、肥、鼓等部。与晋为邻，公元前6
世纪初，大部分并于晋国。
假如三星堆人尚黑，彝族尚黑，则为什么有如此一支反叛者呢？为什么他们叫
‘狄人‘？这和‘敌人‘有渊源吗？他们是谁的‘敌人‘呢？从称他们为‘白狄‘来
看，‘黑狄‘或‘黄狄‘才是大众化词而不用特意提出的，而‘白狄‘是出人意料
的，所以才特意命名他们为‘白狄‘？
白相：长江下游一带有‘白相‘一说，意为游玩。古代称游荡无业、为非作歹
的流氓为‘白相人‘[1]。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首先可以假设这群人的特征是‘脸白‘，还有一个可能是
转音，‘白相‘可能是‘白鲞（读相）‘的讹传。‘鲞‘、‘鳖‘不分造成了这个
‘白鲞‘，然后就从音而读‘白相‘了。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是白脸的‘鳖‘的后裔。
那么他们怎么成为古代南方的没落旗人‘那五‘了呢？
从史料看，荆人鳖灵可能用美人计取代了从云南昭通来到成都平原统治的杜宇。
‘鳖灵‘号‘开明‘。考古学家推测‘新都战国木椁墓‘的主人有可能就是开明9-11
世之间的一个蜀王墓。鳖灵取代杜宇成为新的蜀王后，定都广都樊乡（今四川双流
县境）。不过也有史籍记载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
战国时期，秦灭鳖灵，鳖灵族大战几次要夺回政权。这个王族死心而安定下来
的时期应该在汉朝。文字已经有了，记载上误记‘鳖人‘为‘鲞人‘是完全可能的。
又由于他们的肤色较白称为‘白鲞‘更是可能。那么作为流落的贵族他们的命运就
与我们了解的民国初期的浪荡不羁的没落旗人很接近了。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这些
古蜀的贵族匆忙之中收拾了两包细软沿长江而下恐怕也只是最好的选择。时间长了，
坐吃山空，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怠于勤劳而只能在街头斗勇，最终的结局就似乎
只能被人称作‘白相‘了。
白帝：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系西方之神。《晋书·天文志上》：‘
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
白帝很可能来自于古蜀人。由于古蜀人过分崇尚五这个数字，多少祖先也是‘
五帝‘。开明时期依然没有后人想象的牌位严整的宗祠，开明九世时也只象征性地
列了五帝，‘青、赤、黑、黄、白帝也‘，合五色之意。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皇五
帝‘中的‘三皇‘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三朝，‘五帝‘则是一个顺口而已，也有可能
真的是应了三星堆‘大房子‘的五个部落祖先，那是中国人的‘五帝‘祭坛。中原
人或是被动接受了这一切，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北移三星堆人的后裔，总之他们渐渐
忘却了来源。由于他们居住在北方，两者分化日剧，所以历史上北方越来越鄙夷南
方，在文献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更是彻底否定了南方文明，一切在神话中就偷梁换柱
地北移，再北移，并且被所有人当真：三星堆人的‘黄帝‘成了北方人，实际上黄
帝正妃螺祖的儿子都生活在古蜀之地，他们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北方人？‘螺祖‘，
很明显应该是‘罗祖‘嘛。
对这一怀疑的支持证据是，我河南老家的许多习俗与四川的少数民族很接近，
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情况外，还有在端午节向门框上挂艾叶、孩子过满月时亲戚送
米豆等。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布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保山、维西
等地，分南部（大理）、中部（剑川）、北部（碧江）三个方言。北部方言与另两
个方言差别较大。????一般有四个声调，带后置助词的宾语可以放在谓语或主语之
前。
“文明子宫”的提法
笔者曾在对全球神话历史形成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提出过一种看法：整个人类
在早期实际上可能有过大规模的充分交流，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而整体‘失忆‘，
尤其是书写文字的缺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遗憾。笔者认为玛雅文化就是亚、非、欧
文明的一种延续，大概只有中国由于地理上的自然隔绝而失去了与全球的联系。
20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此后一直处于蒙昧状态，发展缓慢。大约在四五
千年前，人
类文明却四处蓬勃兴起，创造了形态迥异的文字，这是第一个时期。到公元前
6-前5世纪，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获得了大发展，是为第二个大发展阶段，亚里士
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英才辈出。英国工业革命标志
着人类第三次文明大发展。
为什么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能够跨越千山万水，‘一起‘走入启蒙时代？笔者认
为，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一切科
学与先进文明从同一个母体发源并扩散。人类的前两个文明阶段皆与此有关。为什
么第三时期突然中断应有原因，容后叙。
我说的‘文明子宫‘是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北非、巴比伦、犹太
人以及希腊人。他们的文明通过战争、殖民、移民、通商等方式扩展到了伊朗与印
度半岛，乃至中国、美洲。而位于四大文明古国的遥远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
一个‘宫外孕‘。
“北回归线”现象
历史学上早有所谓的全球‘北回归线文明圈‘说，大意是早期全球的文明发达
地区都处在北纬23.3°左右的区域，而中国却独立其外[1]。
《辞海》解释回归线：
①地球上赤道之北和南各23.26°的两个赤纬圈（即太阳所能到达的两个极限
位置）。夏
至日太阳到达北回归线后即转向南去；冬至日太阳到达南回归线后即转向北去。
②地球上北、南纬各23.26°的两个纬度圈，是地球上热带的北、南两个界线。
假如我们把春秋战国之前的三星堆文明加以对照，可以令人吃惊地看到，包括
三星堆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恰好在北回归线上！而最接近北回归线的地方实际上在
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古代这附近曾经叫‘番禺‘和‘南海‘。
笔者认为‘北回归线文明圈‘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从‘文明子宫‘出来的文
明人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愿意回到他们习惯的家园，而只在回归线附近徘徊与发展。
这既是他们天文与历法知识发达的一种表现，到哪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家园‘——
北回归线，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知识的相对局限：只有在这个方位他们才能方便地掌
握祖先已经积累的有关潮汐、日月以及季节的规律等知识——这是他们无论从事农耕
还是渔猎生产、甚至开展军事与政治活动的重大文明资源，也是他们愿意始终围绕
着北回归线生活的重要原因。至于适应气候影响，恐怕还是次要的。
但是假如本来就在回归线之外土生土长的居民，比如中国北方原住民，就没有
必要一定要到回归线这里来。同时，由于他们掌握了大量北方高纬度地区的生活经
验，再与南方交流了天文地理的‘高科技‘知识信息之后，在哪里生存恐怕都不再
重要了。这时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科学已经很‘发达‘了。实际上就在公元前2000
年前后，人类在有关天文历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哪里生存从这
个时候开始不再成为大问题。
美洲的移民一直多生活在‘北回归线‘，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明北移也可
以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愿住民的文明发展要比美洲的原住民优越得多，也发达的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与时间有关，科技发达之后人类终于可以离开回归线自由发展了。
中国北方也才从东周开始强盛起来。以上几者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迁移之路
笔者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大的方面而言，还可以分为另外的三个文明阶段。
最晚的一个阶段，是以希腊文化为主导源头、中间发展出工业文明，一直延续
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文明‘；这个时间大约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
3000年前到7000年前的‘有史‘文明，是为第二阶段。三星堆文明，或者说闪
族人迁居中
国的时间就主要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还有一个更早的阶段为7000年前人类的无史文明时期，那是我们至今无法进入
的一个历史黑洞，凭借今天的科学技术也依然无人可解。
从今天看，考古技术其实就是人类科学成果的结晶，每一步考古的重大发现都
需要借助于科学技术才能更加精确。也所以不是距离年代越近看得越清，而是科学
技术越发达我们才可以看得更‘深‘更‘远‘，有些历史反而会因为过近而让你什
么也看不到。许多国家不是流行历史秘密解档时间嘛，不过去50年就不给你看，怕
引起政治动乱是也，连最民主的美国也要经过20年。对待历史今人尚且如此，古人
想必更甚，一旦想不让后人知道焚毁便是，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