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杭州出差的返回途中，我们一行人坐在长途客车上。
爱妻晓梅一边观赏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听我说着笑话。
“爸爸送客人出门，满脸堆笑。屋里桌上有四瓶精装酒，两条人参过滤嘴香烟。
正在做功课的小玲抬头问道：‘爸爸，啥是催化剂呀？’
‘催化剂？’爸爸稍稍一愣，略略寻思一会儿说：‘就是本身不参加化学反应，促进其它物质转化的玩意儿……’
‘具体有……’
‘嗯，有铜、铂，还有……’爸爸有点词穷了。
‘爸爸，烟、酒也是吧？’小琳指了指桌上的东西。
‘傻丫头，那不是。’
‘怎么不是呢？有的叔叔来托你办事，来时两手空空，你对他们非常冷淡，也没给批条子；这位叔叔又拿烟，又拎酒，你对他挺热情，也给批条子了。这烟、酒不就是催化剂吗？’
‘啊？’”
“这个有意思，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某干部乔迁新居，叫电工来安装电铃。电工照一般常规，将电铃安装在前门。
某干部说：‘你安错了，请安在后门。’电工忙卸下电铃，改装在后门门框一侧。
某干部又说：‘你又安错了。’
电工问：‘那该安在什么地方？’
某干部指着后门框的下角说：‘就安在这儿。’
电工愕然！反问道：‘安到那儿怎么按呢？’
某干部说：‘用脚按。凡进我这门的人，双手都拿着东西。’”
“哈哈，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有一位有钱的太太觉得很无聊，于是她常常到医院去。今天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肝脏里。’明天说：‘大夫，我的心跳得太快了。’后天说：‘我昨天开始头痛。’
每一次，医生都诊断说：‘没有病，太太。绝对没有病。’
有一段时期，她没有来医院。后来，她终于又来了。医生问她：‘太太，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什么事啊？’
‘噢，大夫。因为生病，我就不能来了……’”
“这个有意思，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一位老姑娘来到婚姻介绍所，对工作人员说：‘我感到太寂寞了！……我想找一个丈夫，他必须是讨人喜欢的、有教养的、能说会道的、爱说爱笑的、爱好体育的、消息灵通的……还有一条，我希望他终日在家里陪着我，我要他讲话，他得开口；我感到厌烦，他得住口。’
‘我懂了，小姐。’工作人员回答说：‘我劝您去买一台电视机。’”
“哈哈，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我确信，我的女婿是因为我女儿能得到一笔巨大的遗产才和她结婚的。’百万富翁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每次，当他和我握手的时候，都摸我的脉搏……’”
“这个有意思，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语文课上，老师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成语：‘罗马不是在一个白天就能建成的。’
历史课上，老师提问：‘罗马大帝国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学生们答：‘夜里！’”
“哈哈，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作家。他在柏林当编辑时，一次收到一个青年习作者寄来的几首没有标点的诗。附信中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如用时请您自己填吧。’冯达诺很快将稿退回，并附信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些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这个有意思，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一位父亲对他的女儿们说：‘你们真使我感到厌恶。我成天净听到你们谈论衣服。你们应当谈点更高尚的东西。’
他的女儿们对他说：‘好的，爸爸。我们现在就谈帽子……’”
“哈哈，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一天深夜，教授家里突然来了电话。教授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气乎乎的声音：
‘您的狗乱嗥，扰得我不得安宁！’
‘你是谁呀！’
那位女人通告了自己的姓名。第二天夜里，在那同一时间，她家里也响起了电话铃。电话里传来教授的声音：‘对不起，我特挂电话告诉您，我家里并没有狗。’”
“这个有意思，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对晓梅说。
“律师的一只狗在肉店老板家偷了一块肉。一天，老板碰见了律师并问他：
‘如果一只狗偷吃了别人家的东西，那么是不是要这只狗的主人来赔钱？’
‘这是当然的了。’
‘好吧，那么就请先生您付给我10法郎，因为您的狗昨天偷吃了我家一块肉。’
‘好，我同意。可是要给我15法郎的诉讼费，亲爱的朋友，那么就请您付我5法郎吧。’”
“哈哈，老公再讲一个，我还想听。”晓梅对我说。
“不说了，留着以后慢慢讲。我也要闭目养神了。”我对晓梅说。
“好的，老公。那你就多休息休息吧！”晓梅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