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义勇军以后再也抽不出时间来进行这样的大练兵了。
吉峰县莫名其妙地变成鬼城和村上联队的全军覆灭，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现在，日军侦骑四出，到处寻找抗联部队和我们这支来历不明的美械部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怎么才能把这么一支大杂烩部队整合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才是当务之急。
荣升为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的陈庆现在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宣传是重中之重，要想一支部队有战斗力，首先必须统一思想，有了明确的目标，部队才能在信念的支持下，打好仗、打硬仗！这是我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检验过的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之所以不怕死、能打仗，正是因为战士们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崇高的理想！
而现在的义勇军却有个大麻烦，在这支军队里，是容许各党派存在的，这是陈庆最伤脑筋的事。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虽然不能公开身份，陈庆还是希望这支部队只有一个党派，那就是共产党，但这明显不符合总司令所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要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消除党派之争，显然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按总司令所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至于党派之争，只要是在义勇军，就算他是颗铜豌豆，革命的大熔炉也能把他炼化，塑造成我们所需要的形状！”
陈庆的政治部施出了混身解数。
军营、根据地，到处都贴满了抗日标语和日军在东北、华北、南京的暴行照片；《黄水谣》、《黄河对口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大喇叭里轮流播放，几乎人人会唱；每天例行的一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各种形式的“诉暴会”纷纷登场，战士们人人争着在会上揭露鬼子施在自己身上的暴行和自己所知道的鬼子暴行。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一件事，小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居然要求中国更改国歌，理由是中国国歌是抗日歌曲！我操它祖宗！什么叫无耻？什么叫不要脸？小日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林荫的自治委员会也积极响应。“自委会”的“抗日自救宣传团”、“妇救会”的“妇女抗日救国宣传队”频繁地出入军营，以东北流行的“二人转”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寇暴行。更绝的是林荫把《白毛女》改头换面地搞了出来，里面的黄仕仁变成了日本“开拓团”的鬼子，这在部队和根据地都引起了轰动，很多人都是看一场哭一次，要不是我想到曾发生过的历史，严令不许带武器观看演出，那扮演鬼子黄仕仁的演员不知要换多少个，就这样都有三个演员被石头土块袭击而“光荣负伤”，一时间所有演员都视演这个角色为畏途。
在这样如火如荼、烈火烹油的氛围下，战士们迅速调整了心态，抗日，终于成为高于一切的首要任务。党派之争被放了下来，苦练杀敌本领成了所有战士的唯一目标，各连再也找不到那些以各种理由逃避训练的士兵，而带伤带病坚持训练的层出不穷。
政治部趁热打铁，适时挂出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大幅标语，再次提高了战士们练兵的积极性。
毕竟，生命还是可贵的。
一个月的训练之后，我命令张忠直在各部队里挑选人才，在特种连的基础上，成立特种营。我出生于特种部队，对于特种作战一直就有着偏好，事实证明，特种作战在协助阵地战时，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甚至能主宰战局的胜负。因此建立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一直是我的心愿。
张忠直和赵宝成都是我的得意弟子，但张忠直比起赵宝成还是稍逊一筹。赵宝成那小子简直就是天生的特种兵坯子！他不仅个人技能堪称义勇军之冠，而且特种作战的指挥技能也日趋成熟，这支特种部队，在他回来后还是得他带着。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张忠直在十天的挑选中，居然挑选出了七百多名身负各种绝技的战士！看来这乱世中的人才实在是太多。想想也不奇怪，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想在这乱世的军队里保住老命，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年头的传统武术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何况东北这旮旯近百年来战事不断，土匪成群，民风彪悍，习武之风极盛，随便一农民往往也能玩几手大刀，拚命时提着铡刀就上，毫不含乎，比起２１世纪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２１世纪的兵们训练起来那叫难、那叫累！除了文化素质，没一样能和这年头的人相比。
为了尽快发展我的特种部队，我狠狠心把这一千来人编成了一个团，编制不够就暂时让他空着，反正以后还要发展不是？
郑重、徐辉、万贵文和万婷婷先后回来了，被根据地的大变样而震惊的同时，他们也对义勇军的实力做了新的估计。他们一共带回来近五百人，其中知识分子和教师６７人，家属１０２人，其余全是学生。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万贵文兄妹参军的要求，不过他们去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刚成立的军校现在只一个校长兼老师——刘一同志。
建军校是万贵文这些学生回来时我才想起早就该办的事，这一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把这件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部队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文化的指挥官，现在的军官们大多数打一场小的战斗还行，但大的战役就缺少全局观和指挥艺术。
为此我一面把未来的军校学生们（万贵文兄妹及那三百多名学生）弄去先“劳其筋骨”——修建学校，一面把几个剽窃专家们从基地弄了出来（曹二除外，他的一项剽窃发明已到了紧要关头），让他们编制军校课本。现在的军校只开三个系：指挥系、参谋系、政治系。我准备在四个月内，对所有连以上军官分两批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至于学生们嘛，学上一年再说。
郑重他们也在自治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建造学校，现在根据地７到１６岁之间的孩子共计８０００多人，准备暂时建三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职业高中，一所医护学校，只是师资力量上有些紧张，加上原吉峰县的老师和一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也勉强能够开课了。
根据地里这种热火朝天的情景真的让人感动。走在路上的人们全都是步履匆匆，颇有２１世纪初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大改革时那种劲头，就连老人们也都自发的组织起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根据地的口号是“时间就是胜利”，为了胜利，这些饱受日本人欺凌的人贡献出了自已全部的力量，他们生产、工作、学习、练兵，没有要求、没有怨言。作为根据地治安维护和协防力量的民兵们，在一天劳累的工作后，自愿抽出两到三个小时进行训练，劲头一点也不比义勇军差。
一个年逾７０的老人为了参加工作，曾对根据地政务院总理林荫说了这么一段话，“以前不管是在大清朝还是在张大帅、日本人的手下，俺都没吃过一顿饱饭。现在来到根据地，大米白面肉的，让俺可劲儿地造！俺活了７０岁了，从没这么痛痛快快、塌塌实实地吃过一顿这么好吃的饱饭！现在，俺能顿顿吃上这些好东西，你说，俺能不拚了这把老骨头，为根据地卖命吗？！俺们都知道，‘自委会’的领导不让俺们工作，是为了俺们好，怕俺们年龄大了，干不动了！但俺们不能闲着，俺们是老了，但俺们还能为根据地做点事，还能为抗日做点事，是不？”当时老人就把林荫同志说成了红眼睛兔子。
一句话，根据地里没有闲人，正如老人所说，尽管年纪大了，仍能为根据地做点事，仍能为抗日做点事。为了鼓励生产、表彰先进，林荫把后世的东西全都搬了出来：先进工作者、治保积极分子、民兵标兵、流动红旗、奖状……各种名目令人眼花缭乱，唯独没有奖金和奖品。就是这些在２１世纪的人眼里已经成为鸡肋的东西，在根据地成了人们的最好荣誉，一张奖状、一朵大红花，能让一家人或一个集体激动一个月（一月一次的评比，拿到还能激动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