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最近数节都将谈及金融、货币、银行等诸问题，学术味甚浓，时竹本不欲如此，无奈一知半解的读者甚多，连中国究竟适宜实行何种本位都分辨不清，故不得不唠叨一二。已经熟知或不感兴趣之读者可以略过不看，以节约金子，对后续情节理解也无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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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梁士怡眼前一亮，这可是他梦寐以求多年的事情。
岑春煊听到这个提议后，也有些发愣，随即又开始笑了起来，葛洪义仔细观察了一下与会众人的神情，发现张謇和周学熙的表情较为尴尬，便轻轻捅了秦时竹一下，小声说道：“情况有些古怪啊！”
果然，围绕废两改元的争议，内阁成员的表态就不如刚才那么一边倒了，梁士怡是坚决的支持派，岑春煊也支持，但是张謇和周学熙却表示了反对，外交总长陆征祥也表示反对，但他反对的理由却是：“前清大量外债、赔款都是以银两计算，若是变两为元，势必引起纠纷，如果因此而造成外交摩擦便得不偿失。目前正处在我国极力争取各大列强承认的微妙时期，最好不要节外生枝。”
秦时竹心里很清楚，阻挠废两改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势力颇为雄厚的旧式金融业者——钱业的反对，却是最大的阻力。钱业之所以极力主张用银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经济利益，是为了贪图一毫二丝五的利益――以钱庄为例，存银有息，存元无息，如果存入一万大洋，须按当日洋厘折算成银两数，如当日洋厘行情为734125（洋厘行情指银元和银两间的折算率，一般每一元可折算银两七钱三分以上，数字中的73指七钱三分，4指四厘，后面125是八进位跳动，如四厘一为4125，四厘二为425，四厘三为4375，依此类推。上海当时有专门的洋厘行情，分上午、下午两次挂牌，指导金融风向，由于行情总是在七钱三分左右，所以前面的73通常略过不提，单就后面挂牌，如当日行情为五厘三，实际上说的是735375，即一银元可兑换银两七钱三分五厘三毫七丝五）则应合银七千三百四十一两二钱五分，但钱庄要把125抹去核算，只记七千三百四十两。至提取时，则按提取当日的洋厘核算，并不减去125，如提取日的洋厘行情仍按734125核算，原存七千三百四十两(系一万元)，只能提出9998元，一出一入，钱业即获得两元的好处。如果交情稍浅，中间抵扣甚至照25(二毫五丝)核算，那就折耗更大。
单从一笔交易而言，这万分之二的损耗还不严重，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却是钱庄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他们年过手数额过亿，一年光是这一种操作的利润就有数万元。梁士怡喜形于色，是因为他背后代表的是新兴银行业的利益，这一改革，等于是对旧式钱庄业的打击，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而张謇、周学熙等人尽管在理性上支持银行业发展，但由于长年累月和钱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表情极为尴尬。
秦时竹轻轻咳了一声，众人立即停止了争论。“诸位，我知道诸位所考虑的是什么，无非是废两改元后对钱庄业的冲击，就我个人而言认为此举好处甚多：第一，废除银两制度后，全部计算都可以元来衡量，便利商民行事，特别是便利那些经常有大宗金融交易的商户，除了钱庄业可能会受损外，其余都能获得好处，得益人多，受损失人少；第二，钱庄为我国旧有金融机构，根据这些年来的认识和银行制度的发展，其旧有桎梏和落后弊端已经为世人所认识，不加以切实改造只图苟延残喘是不可能挽救其覆亡命运的，长痛不如短痛，何不藉机促使其进行改革呢？人民银行是我在北疆执政时兴办起来的，中间就交织着现代银行业与旧式钱业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不可避免有一点动荡，但现在看来基本过渡的不错，东北的钱庄基本已经转型，不是将资本纳入了人民银行体系，就是转行经营其他生意，利润甚至更高；第三，至于说到外交关系。我们废两改元后，便可直接应用银元，各大外资银行现洋充足，自然能在其间分一杯羹，由于对外赔款、外债的交割都需要通过这些机构进行，我们可以借此进行利益交易，如果他们答应支持我们废两改元，等于这些银行自身也能在业务方面获取好处，由他们出面向其本国政府游说支持应该是把握比较大的。币制稳定，交易顺畅恐怕更有利于我们获得外国承认……”
张謇问道：“总统的意见是好的，说到的好处也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只是钱庄界的反对不可避免，如果因此而引起金融动荡该如何是好？”
“大势所趋，不相信他们会看不出这一点。山西本来钱业极其发达，对银行业很有抵制，但后来人民银行在太原开设分行后，经营红火，使得他们迅速调整了经营思路，我相信上海等处的钱庄不可能没有触动。任何重大举措的出台，肯定都是要涉及既得利益，肯定会引起一番波动，就以革命为例，造成了多大的动荡？流了不少血，死了不少人，但难道我们可以因为这些代价而不愿意革命么？显然不是，这就像疗伤，虽然治疗的时候有些疼痛，但康复后是更健康的人体，如果不治，便会危害整个人体运转，与其到那时不得不治的被动局面，还不如早日争取主动……任何改革都是对旧有势力的冲击，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本总统总要以魄力来推动改革。”
“方才总统谈了改革的有利因素，总理也谈了可能遇到的冲击，我想是不是弄一个折衷的办法？先请财政部在部分地区试点，如果成效显著，动荡不大，就迅速推广……”葛洪义的这番中庸之道让众人纷纷点头，梁士怡微笑不语，方才葛洪义和秦时竹已经“咬过耳朵”了，恐怕就是“唱双簧”吧。
这么一说，张謇和周学熙等人便不好再坚持，总不能连试点的机会都不给人家吧？
“既然大家都同意先试点观察效果再进行后续工作，那么就请燕孙兄布置试点工作。熊次长和禹次长已经在回国途中，半月内必可到任视事，不妨就以东北为试点，请熊次长全面主持。”
担任会议记录的张国淦笔端刷刷刷走动，记录了当天达成的第一项原则性安排，心里感慨：总理办公会吵了两天都没有议决，总统一回来就把事情给办成了。至于试点云云，他肯定不怀疑会向全国推广。
“废两改元后，中央便应该铸造相应的新型银元以充作货币，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除了10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所铸的开国纪念币（刻有孙中山头像，俗称‘孙大头’）和武昌新银元（主要是黎元洪的模样，数量很少）外，基本都是前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货币，既然已经实现民主共和，似乎这些大清银元便不当再用，财政部有何建议？”
“财政部也是这个考虑，拟在国币条例通过后铸造新型银元并逐步将原有货币收回熔化重铸，但是历年发行数量甚多，成色、版本、重量皆良莠不齐，如果一律兑换，时间上恐怕有些吃紧，一二年内此项工作不容易完成。财政部拟规定一个过渡时期，允许各地银行按旧有货币之实际价值予以升水或贴水兑换新银元，两年或三年后，视情况而进展规定停用期。”
“如此建议甚好。财政部要早日拿出一个方案，新银元的成色要好，分量要足，花纹要精美，使其真正能够担负起国币的重任来。希望能在下个月看到国币的设计图案……”
“财政部已经铸造出新式银元模样，请总统过目。”梁士怡说着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打开后露出来亮闪闪的数枚银元。
秦时竹接过来一看，银元正面镌刻着自己的肖像，背面是“中华民国”、“一元”等中英文字样，成环绕结构，周围两侧还有嘉禾图案（即五谷），造型美观。
“此枚银元按照银九铜一比例铸成，总重量为七钱二分，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
秦时竹拿在手里，轻轻一吹然后放到耳朵边听音，嗡嗡声明显可闻且不失雄厚，点头笑道：“这银元的成色不错，图形也颇为美观，只是上面镌有我的肖像，燕孙兄，这是不是不大妥当？”
“不然，卑职查西洋各国货币，用总统、国王头像者甚多，窃以为总统乃我国主权之最高象征，国币用总统肖像，再适当不过，显得尤为郑重……况大总统于国于民功劳甚大，前次辛亥革命，光复北疆，今岁又有护国讨袁之义举，受之无愧！”众人都是一片附和声。葛洪义下桌子下悄悄踢了秦时竹一脚，示意这对于秦时竹在全国范围内的威信竖立有很大的帮助，就不用再推辞了，既然已有孙中山币、黎元洪币，用秦时竹币又何妨？
“诸君既然以国家重器看待，时竹就只好勉为其难……”
“方才诸位见之银元，经财政部造币厂试造，可将误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内，已符合国际通行惯例，较前清铸造水平大为提高，绝无参差不齐之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私人胡乱仿照、扰乱金融之恶行。”
“有这等技术力量的，全国究竟有几处？若开足马力生产，日产新银元多少枚？”
“除天津造币厂外，江南造币厂应该可以达到，湖北造币厂经过技术改造，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日产，单是天津一地，日产量就可达30万枚以上。”
秦时竹沉吟片刻：“不用改造了，今后铸币权一律收归中央，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铸，违令者依法处置。否则口子一开，各地又纷纷仿铸，水平、成色必然大有参差。”
张謇插话道：“方才梁总长说成色九成，但目前流通银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既然要收回重铸，为方便起见，新铸银元似乎应该根据此等调配……”
“总理言之有理，从九成改为八成九，变动只有1%，可谓极细小，断无困难。”
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
“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只是近20多年来，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世界银价持续跌落，我国损失不小。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而发生所谓‘镑亏’，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JclemishW.Jenks)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被拒绝，但影响一直存在。民国后，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
“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那先听听理由，由陆总长先开始吧。”
“总统、总理、诸位，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的。方才如梁总长所言，因为各大列强都已经采用金本位，我们吃亏不小，赔款、外债本已经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再加上镑亏，简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煊随后发言：“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我国一直都以银、铜作为大宗货币，人民相熟已久，断然更改绝不适应，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
“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的，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周学熙侃侃而谈，“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近30年来，世界银价持续下跌，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货币发生贬值，外国货币发生升值，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长远来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
梁士怡最后发言：“鄙人以为，金本位制虽甚美善，但条件不具备，既缺乏黄金，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不能断然采用。以今世界大势论，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作改进金本位的预备。我一贯以为，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
关于本位问题，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的前景，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的分歧。第一，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的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综合起来的意思，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将来若是条件成熟，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的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镑亏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两项抵消，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因此，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将来可再次进步，诸位不妨再讨论下……”
众人议论来议论去，发现张謇、周学熙、梁士怡、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
“第三件棘手的事情，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秦时竹赶紧将手中资料翻到制钱和铜元一节的：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似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光绪年有人建议恢复铸造制钱，京师市面即有骚动，可知各省铸局末必能开。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以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肯定远远少于100亿枚），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秦时竹再看铜元一节：……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wangtungOneCent’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的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的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的，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皆企图以邻为壑，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
“这么说来，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的，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方才已经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看来不仅是主币，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
“总统所言甚是，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铸造局，有些还不止一个，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要想停铸，难度很大……况且，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的，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的条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够奏效。”
“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诸位有什么好点子？”秦时竹再次将问讯的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